大毛有一点控制不住他的万千感慨。他说：怎么可以想象十几年前的那一天，我们从这条公路上走过呢！那天，你的脚就跟冰疙瘩一样。
我说：是啊！你穿着一件军大衣，里面的棉袄还扎着草绳。
大毛说：我操，湖北这气候。你在武汉坚持到了今天，真是不容易啊！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一再地希望可一再地说不出我在心中描绘过的若干理由。我唯有微笑着喝茶而已。
我的丈夫回来了。他们两个男人的握手是结结实实的。然后他们坐在花园里继续聊天。我抽身去做饭，在他们近旁忙碌，耳朵里捡到他们的只言片语。我在园子里摘茄子。男人们抽着烟谈论时事和即将在法国开赛的世界杯足球赛。我听见我丈夫把巴西球星罗纳尔多也说成了罗纳尔免。这是我的叫法，我觉得罗纳尔多很像一只可爱的兔子。大毛一边说话一边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旋转一颗图钉，这使我想起了他在医学院课堂上的表现。春天的薄雾浸润着我们的花园，尽管没有明亮的光线，我还是看见了大毛的白头发。我看见了在他的耳侧和鬓角。
大毛依然年轻健壮，身体板直，没有发福的迹象，可白头发有了。无论如何，生命的年龄总是被现在的我一再地想起。我再也不像二十岁那样，对年龄毫无感知。白头发对于我来说，它是一种郑重的提醒。
饭后，我和大毛去散步。我们沿着天水湖走着。
天水湖是一个活水湖，它与汉江相通，水面辽阔得像大海。成群的黑色蜻蜓在湖面上盘旋，不时地惊起试图歇在小荷上的水鸟。远处的农家传来了隐约的鸡鸣和犬吠。远近一片迷蒙。我觉得这一切都美好极了，大毛却并没有太在意眼前的景色。他好像在别的情景之中。我们谈起了彼此的家庭。大毛依然是那么含糊而简单地说：他们都好。
我说：柳思思呢？
大毛说：可能还在珠海吧，要么去了香港。你以为我喜欢她那样的女人吗？
我不出声了。我为大毛对柳思思的语气感到愤愤不平。男人有时候是多么不可思议呵。难道柳思思对大毛还不够倾心，还不够好吗？男人到底需要什么？我得承认，大毛对柳思思的态度一直在刺痛我。从前的刺痛有尴尬和嫉妒的成分，现在却分明有着物伤同类的酸楚和作为女人对男人的不解。对柳思思则只有怜悯了。这种情感的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和完成的，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你好吗？大毛问了之后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问题，接着说：看得出来你很好。比我要好。
我说：你怎么不好呢？
大毛说：我怎么又好呢？
大毛扭转了话题，说：看来你是不会出国居住的了。
大毛又说：我最近在美国买了一栋房子。
我恭喜了他。不管怎么说，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买了房子总归是一件好事。
大毛毫无把握地说：那房子你可以随时去祝你先头摘茄子的样子使我产生了幻想，觉得完全是在我的园子里发生的情景。
我说：谢谢。
大毛认真得有一点严厉地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走？始终？这是我一生中最不理解和最不敢相信的事情！
这是我最无法回答大毛的问题。也许一生一世都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
我慌不择路地把话题转移到了最近在武汉火热上映的美国大片上来，我问：美国人也看泰坦尼克吗？
最初大毛好像听不懂似的睃了我一眼。俄而，他明白了。他停下来，点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问我：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美国人看泰坦尼克吗？
大毛没有表情地说：也是看疯了。
我追问：你看了吗？
大毛说：我？我当然没有。这么多人都看、都说好的东西想必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通俗故事而已。这是我对一个采访我的记者说过的话，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
我说：大毛，我觉得你可以不喜欢泰坦尼克，不去看它，这很正常。如果你就这么平静地如实地告诉记者说我不想看它，那就真的是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对记者下断言说它不是好东西呢？你没有看你就说它不是好东西的根据何在呢？因为大众都说好，那个东西就一定通俗不堪？对吗？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是大家，对吗？你是极少数的精英？
对吗？你要发出和大家不一样的声音，以便引起大家注意，不是吗？其实这不就正好说明，你毫无事实依据地否定某个东西的心理基础纯粹是出于最世俗的动机吗？
大毛看着我，有点发愣。
我也愣了。大毛是难得的稀客啊，我这是在于什么呢？我如此激烈地批评大毛是为什么呢？我是在报复和打击他！我有一点儿明白了。看大毛的样子，他也有一点儿明白。但是为了什么要打击和报复呢？这就又不明确了。为着柳思思抑或为着女人这个性别？为着某种一直盼望却又不希望发生的冒犯？为着突然撕裂了我们之间保存完好的某种默契？为着他生气勃勃大大咧咧地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为着我们骨肉般地相同和仇敌般的不同？
我几乎要哭。我说：对不起，大毛。
大毛摸了摸我的肩头，说：没事。
稍停，大毛平静地说：我们回去吧，湖边的水气太重了。我始终还是受不了武汉的气候。
这一次的谈话是我和大毛相识以来最尖锐也是最失败的一次谈话。我们都感到了流血和疼痛。比流血和疼痛更使我们难受的是彼此话不对茬。
回到房子里以后，大毛活跃多了。他和我丈夫开着男人之间粗鲁而健康的玩笑。他们爬到阁楼上去翻看多年以前的旧报纸。直到我大声地叫他们下来吃饭。这时我认识到：有一定距离的，生疏的，萍水相逢的友谊是多么轻松愉快的，没有责任和负担的友谊埃黄昏来临之前，大毛要走了。原来我是打算了他要住两天的，我甚至已经将客房换上了新的卧具。
散步回来以后，我猜测他不会住下来了，果然就是这样。在大毛豁朗的自由的姿态面前，我和我丈夫的挽留显得庸俗而多余。大毛又刮了胡子，洗了脸，西装穿得很有派。他和我丈夫紧紧地握了一个手，从我家的花园里走了出去。
我丈夫对我说：你去送送大毛。
我跟在大毛的身后送他，送到了花园的篱笆门边。我止步了。我穿着一件松垮的灯芯绒外套，手里端着一杯茶。我想说点什么，可说出来的话，从内容到语气都很像母亲给儿子的，我说：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埃大毛说：知道的。你也一样。
我说：再见了。
大毛：我们会再见的。
我目送大毛走向来接他的小车，那小车是他用电话召唤来的。大毛无论在哪里都有神奇的能力，就像当年下油凌的那一天，一眨眼，他就借来了一辆自行车。大毛的脚步非常矫健，毫不拖泥带水，正是那种不倦地追逐更肥沃的土地，不倦地追逐更新更好更完善的脚步。这种脚步也带着浓厚的天生的痕迹。
大毛在上车之前回头望了望我。我把手微微地举起摇了遥突然，我非常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十几年的岁月就在他和我之间忽忽地过去了！如旷野里灰色的野兔在奔跑。说简单也很简单，大毛一直想把我带到更好的地方去生活，而我竟然傻乎乎地在武汉一呆就是十几年将近二十年！
雾霭越发深重起来。路灯跳了一下，亮了。空气中的水分几乎用肉眼可以看出来。它们渐渐地浸透了我的肌肤。我呼吸困难但通体滋润。武汉的水是甘甜的，这不能不承认。我在园子里久久坐着，好像等待着什么。不，我没有等待。我是在想我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要像现在这样生活，而不是那样地生活。是不是由于我从小的经历就埋下了我这一生的伏笔呢？是不是我这个人注定了或者说是习惯了在忍受苦难中捕获那细小的微弱的幸福呢？或者说人生的幸福本来就细小和微弱，我是为了扩大它而在病态地自虐呢？为了看见食物那眩目的美好，我宁愿饥饿。为了永远的相聚，我宁愿一再地分离。
我在用失去收获得到吗？我在用坎坷拒绝平淡吗？
我在用缺陷逃避完满吗？是啊，在我这个年纪，我已经慢慢看见了自己，从透明的二十岁走了过来。对于这个姑娘，我有多么熟悉就有多么陌生，有多少喜欢就有多少讨厌。我一直试图对她解释清楚什么却永远也解释不清楚，其中包括对大毛深深的歉意和比歉意更深刻更复杂的那份感觉。
我说：是啊！你穿着一件军大衣，里面的棉袄还扎着草绳。
大毛说：我操，湖北这气候。你在武汉坚持到了今天，真是不容易啊！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一再地希望可一再地说不出我在心中描绘过的若干理由。我唯有微笑着喝茶而已。
我的丈夫回来了。他们两个男人的握手是结结实实的。然后他们坐在花园里继续聊天。我抽身去做饭，在他们近旁忙碌，耳朵里捡到他们的只言片语。我在园子里摘茄子。男人们抽着烟谈论时事和即将在法国开赛的世界杯足球赛。我听见我丈夫把巴西球星罗纳尔多也说成了罗纳尔免。这是我的叫法，我觉得罗纳尔多很像一只可爱的兔子。大毛一边说话一边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旋转一颗图钉，这使我想起了他在医学院课堂上的表现。春天的薄雾浸润着我们的花园，尽管没有明亮的光线，我还是看见了大毛的白头发。我看见了在他的耳侧和鬓角。
大毛依然年轻健壮，身体板直，没有发福的迹象，可白头发有了。无论如何，生命的年龄总是被现在的我一再地想起。我再也不像二十岁那样，对年龄毫无感知。白头发对于我来说，它是一种郑重的提醒。
饭后，我和大毛去散步。我们沿着天水湖走着。
天水湖是一个活水湖，它与汉江相通，水面辽阔得像大海。成群的黑色蜻蜓在湖面上盘旋，不时地惊起试图歇在小荷上的水鸟。远处的农家传来了隐约的鸡鸣和犬吠。远近一片迷蒙。我觉得这一切都美好极了，大毛却并没有太在意眼前的景色。他好像在别的情景之中。我们谈起了彼此的家庭。大毛依然是那么含糊而简单地说：他们都好。
我说：柳思思呢？
大毛说：可能还在珠海吧，要么去了香港。你以为我喜欢她那样的女人吗？
我不出声了。我为大毛对柳思思的语气感到愤愤不平。男人有时候是多么不可思议呵。难道柳思思对大毛还不够倾心，还不够好吗？男人到底需要什么？我得承认，大毛对柳思思的态度一直在刺痛我。从前的刺痛有尴尬和嫉妒的成分，现在却分明有着物伤同类的酸楚和作为女人对男人的不解。对柳思思则只有怜悯了。这种情感的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和完成的，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你好吗？大毛问了之后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问题，接着说：看得出来你很好。比我要好。
我说：你怎么不好呢？
大毛说：我怎么又好呢？
大毛扭转了话题，说：看来你是不会出国居住的了。
大毛又说：我最近在美国买了一栋房子。
我恭喜了他。不管怎么说，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买了房子总归是一件好事。
大毛毫无把握地说：那房子你可以随时去祝你先头摘茄子的样子使我产生了幻想，觉得完全是在我的园子里发生的情景。
我说：谢谢。
大毛认真得有一点严厉地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走？始终？这是我一生中最不理解和最不敢相信的事情！
这是我最无法回答大毛的问题。也许一生一世都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
我慌不择路地把话题转移到了最近在武汉火热上映的美国大片上来，我问：美国人也看泰坦尼克吗？
最初大毛好像听不懂似的睃了我一眼。俄而，他明白了。他停下来，点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问我：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美国人看泰坦尼克吗？
大毛没有表情地说：也是看疯了。
我追问：你看了吗？
大毛说：我？我当然没有。这么多人都看、都说好的东西想必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通俗故事而已。这是我对一个采访我的记者说过的话，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
我说：大毛，我觉得你可以不喜欢泰坦尼克，不去看它，这很正常。如果你就这么平静地如实地告诉记者说我不想看它，那就真的是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对记者下断言说它不是好东西呢？你没有看你就说它不是好东西的根据何在呢？因为大众都说好，那个东西就一定通俗不堪？对吗？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是大家，对吗？你是极少数的精英？
对吗？你要发出和大家不一样的声音，以便引起大家注意，不是吗？其实这不就正好说明，你毫无事实依据地否定某个东西的心理基础纯粹是出于最世俗的动机吗？
大毛看着我，有点发愣。
我也愣了。大毛是难得的稀客啊，我这是在于什么呢？我如此激烈地批评大毛是为什么呢？我是在报复和打击他！我有一点儿明白了。看大毛的样子，他也有一点儿明白。但是为了什么要打击和报复呢？这就又不明确了。为着柳思思抑或为着女人这个性别？为着某种一直盼望却又不希望发生的冒犯？为着突然撕裂了我们之间保存完好的某种默契？为着他生气勃勃大大咧咧地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为着我们骨肉般地相同和仇敌般的不同？
我几乎要哭。我说：对不起，大毛。
大毛摸了摸我的肩头，说：没事。
稍停，大毛平静地说：我们回去吧，湖边的水气太重了。我始终还是受不了武汉的气候。
这一次的谈话是我和大毛相识以来最尖锐也是最失败的一次谈话。我们都感到了流血和疼痛。比流血和疼痛更使我们难受的是彼此话不对茬。
回到房子里以后，大毛活跃多了。他和我丈夫开着男人之间粗鲁而健康的玩笑。他们爬到阁楼上去翻看多年以前的旧报纸。直到我大声地叫他们下来吃饭。这时我认识到：有一定距离的，生疏的，萍水相逢的友谊是多么轻松愉快的，没有责任和负担的友谊埃黄昏来临之前，大毛要走了。原来我是打算了他要住两天的，我甚至已经将客房换上了新的卧具。
散步回来以后，我猜测他不会住下来了，果然就是这样。在大毛豁朗的自由的姿态面前，我和我丈夫的挽留显得庸俗而多余。大毛又刮了胡子，洗了脸，西装穿得很有派。他和我丈夫紧紧地握了一个手，从我家的花园里走了出去。
我丈夫对我说：你去送送大毛。
我跟在大毛的身后送他，送到了花园的篱笆门边。我止步了。我穿着一件松垮的灯芯绒外套，手里端着一杯茶。我想说点什么，可说出来的话，从内容到语气都很像母亲给儿子的，我说：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埃大毛说：知道的。你也一样。
我说：再见了。
大毛：我们会再见的。
我目送大毛走向来接他的小车，那小车是他用电话召唤来的。大毛无论在哪里都有神奇的能力，就像当年下油凌的那一天，一眨眼，他就借来了一辆自行车。大毛的脚步非常矫健，毫不拖泥带水，正是那种不倦地追逐更肥沃的土地，不倦地追逐更新更好更完善的脚步。这种脚步也带着浓厚的天生的痕迹。
大毛在上车之前回头望了望我。我把手微微地举起摇了遥突然，我非常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十几年的岁月就在他和我之间忽忽地过去了！如旷野里灰色的野兔在奔跑。说简单也很简单，大毛一直想把我带到更好的地方去生活，而我竟然傻乎乎地在武汉一呆就是十几年将近二十年！
雾霭越发深重起来。路灯跳了一下，亮了。空气中的水分几乎用肉眼可以看出来。它们渐渐地浸透了我的肌肤。我呼吸困难但通体滋润。武汉的水是甘甜的，这不能不承认。我在园子里久久坐着，好像等待着什么。不，我没有等待。我是在想我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要像现在这样生活，而不是那样地生活。是不是由于我从小的经历就埋下了我这一生的伏笔呢？是不是我这个人注定了或者说是习惯了在忍受苦难中捕获那细小的微弱的幸福呢？或者说人生的幸福本来就细小和微弱，我是为了扩大它而在病态地自虐呢？为了看见食物那眩目的美好，我宁愿饥饿。为了永远的相聚，我宁愿一再地分离。
我在用失去收获得到吗？我在用坎坷拒绝平淡吗？
我在用缺陷逃避完满吗？是啊，在我这个年纪，我已经慢慢看见了自己，从透明的二十岁走了过来。对于这个姑娘，我有多么熟悉就有多么陌生，有多少喜欢就有多少讨厌。我一直试图对她解释清楚什么却永远也解释不清楚，其中包括对大毛深深的歉意和比歉意更深刻更复杂的那份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