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
>在这种特殊的民族区域里，中共中央决定必须实行特殊的民族政策，并提出：“不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进入藏区的红军把尊重宗教信仰、民族风俗习惯和保护群众利益等若干注意事项编成的“四要十不准”歌谣，全军普遍教唱。红军改变了原先实行的打土豪政策，对藏族上层团结争取，力求他们与红军合作并帮助筹粮，至少应做到互不相扰。
为使藏族群众消除恐惧返家，红军以实际行动表现严明的纪律，不进当地视为圣地的寺庙，烧了牛粪还要留下银元。少数躲在村寨中的人见此情景，走了出来，红军就托他们上山向群众喊话，或请寺庙喇嘛活佛带信，解除群众的疑惧。红军总部到达康区的炉霍，朱德强调首要任务便是让群众回家生产。
德格地区的头人夏格刀登不听劝说，带领2000藏族骑兵阻挡红军。红三十军为争取和平解决，白天坚守不战，夜间派第二六五团这支有名的“夜老虎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对方营地，扑到夏格刀登的帐篷里将其活捉。军政委李先念接见了他并以礼相待，于是夏格刀登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还出任了“博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参加为红军筹粮的工作。
红军变成了“菩萨兵”
几万红军进入贫瘠的藏区后，必然产生与民争食的局面。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到炉霍时，便提出要同群众一起展开生产。在总部机关动员大会上，他亲自作动员强调：“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红军总部许多首长都参加了春耕，各部队也掀起了助民劳动热潮，提出了“不让一寸土地放荒”。红军还向藏族人民传授了驾驭骡马耕地的技术，群众交口称赞红军是“菩萨兵”，“红军人好、心也好，种的庄稼也特别好”。由于被红军助民生产所感动，广大藏民随后也积极帮助部队筹粮。
红军进入西北的回族地区后，总政治部专门发出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这一指示也改变了过去在汉族地区对农村土豪采取打击的政策，实行了团结争取上层的办法。政治部门规定，各部队进村以前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得到同意以后才进村宿营；在营区内禁止食用猪油、猪肉，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具；不得进入清真寺，不准破坏回教经典。在宁夏回民区，马家军设下了众多苛捐杂税，民众痛苦不堪，红军到后全部予以废除，红军就此得到回族群众的大力拥护。
【点评】政策灵活培养干部
红军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最大程度地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在长征途中，红军正是靠着实行灵活和正确的政策，得到苗、彝、藏、回和其他少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保证了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
红军有了广泛与频繁接触兄弟民族的机会，使民族政策得到了实践机会，也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1935年8月，毛泽东曾在藏民区的毛儿盖会议上指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秀的少数民族人员，“给以阶级的和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红军到达陕北后，还专门把少数民族同志集中进行培养，为日后国内各民族的解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章 坦诚是金（1）
——小叶丹当上“红军支队长”之谜
“汹涌的金沙江、大渡河，蛮荒的大凉山倮倮区；我英勇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红一方面军在征途中所唱的这首歌，述说了1935年5月，刚渡过金沙江时遇到的严峻险阻——处于奴隶社会的三百里彝区。此时，国民党飞机不断撒下传单，上面赫然写着：“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追、侧、堵，共军插翅也难逃！”“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夺下冕宁城，放出彝族首领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很快又渡江追来，南返已不可能。1935年5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举行了扩大会议，提出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任务。随即，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和聂荣臻担任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委，率一军团为北上开路。经过侦察，他们发现川康军阀主力部署在西昌至富林的大道上，红军只有经过大凉山彝族区，走冕宁、安顺的羊肠小道才能迅速接近大渡河边。5月20日，中央军委在礼州发出了总司令朱德“关于过彝区、大渡河的命令”。
刘、聂二人都是四川籍，尤其是刘伯承曾在川军中任职十几年，阅历丰富且作风细致，很熟悉川西地理风俗人情，对彝区的“黑骨头”、“白骨头”和家支的状态都非常清楚。刘伯承知道，彝族聚居区内部家支林立，各家支都有自己的武装，且相互械斗不息，但却能保持一致对外，并擅长山林作战。历代统治者以及地方军阀对彝区用兵进剿，大都以失败告终，因而把彝区视为畏途，以往汉族的军队想通过彝区几乎不可能。1863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部深入此地，前有清军拦截，后有彝民围攻，才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果。
红军到达彝区时，在方圆几百公里的区域内分别有沽基、罗洪、倮伍三大黑彝家支分片统治。四川军阀为控制他们，抓捕了不少彝族首领关在冕宁县城监狱里当人质，哪个家支若不听令便杀这些头头。这种压迫政策，使彝区上下对汉人普遍都有疑忌甚至是仇视情绪。红军占领了冕宁县城后，马上把黑牢中的彝民囚犯放出来，还请一些头头喝了酒。有些彝族头领懂得点汉语，刘伯承便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政策，说明此次只是想借道通过。这些人出于感激，表示愿意带路。一些获释的彝族同胞得到红军发给的食物衣物，回家后又当了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员。
红军工兵连被扒光衣服
1935年5月21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彝区。许多彝胞听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但还是半信半疑。看到这支以汉族为主体的军队进入自己的控制区，有不少彝民拿着钢枪、土枪、弓箭围拢过来，呐喊着听不懂的口号，占据了山口要隘并拦住去路。
刘伯承、聂荣臻等下令，遇到彝民拦阻和抢劫不得开枪，只能说服解释。当先遣部队经过额瓦垭口时，突红军帮助彝族群众建立了红军地方武装。图为小叶丹的妻子手执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军旗然有一股彝族武装冲下来，袭击了走在队伍后面的工兵连，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这个连的指战员严格遵守命令未加抵抗，结果光着身子流着泪跑了回来。
红军只得缩短行军距离，严格军纪，对侵袭采取不予理睬和不还击的态度。刚从冕宁监狱中被解放的彝民，走在红军队伍的前面当翻译，说明红军此次只是借路北上，绝不会与彝族人为敌。此时，沽鸡家支的头人小叶丹派了他的四叔和精通汉语的沙玛尔各到喇嘛房姜家店子探听情况，得知红军确实不同于以往所见的国民党军队。在双方形成对峙时，小叶丹乘马赶到前沿。红军发现这人装束不一般，便经翻译向他喊话，得到的回答是同意会谈。
小叶丹首先同红军群众工作队队长萧华席地而坐，进行了交谈，了解到红军只想借道而过。他看到红军解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民，纪律又很严明，便本着“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的传统理念，表示同意交朋友。此时，红军前进路上的两个彝族部落——“沽基”和“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作为“沽基”家的领袖提出愿与红军结盟，也是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部落。红军愿意结盟是为减少北上途中的阻力，并不想介入彝族内部冲突。当小叶丹提出愿与红军先遣队刘伯承司令结拜为兄弟时，萧华马上回去报告。刘伯承为了团结彝族同胞，确保主力顺利通过，毅然决定去担当这一结盟的主角。
歃血盟誓，小叶丹成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长
5月22日，在冕宁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彝海湖畔，红军先遣队人员和众多彝胞参加仪式，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小叶丹还拿来一只公鸡在湖边宰杀，两人喝了鸡血酒并对天盟誓。仪式完成后，刘伯承把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和一些步枪送给了小叶丹
，小叶丹也将坐骑送给刘伯承作为纪念。
当晚，刘伯承在宿营地大桥设宴款待了小叶丹叔侄一行。针对小叶丹希望得到外援打冤家的想法，刘伯承建议，彝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刘文辉。随后，刘伯承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授予小叶丹，任命他为支队长。小叶丹至死都珍藏着这面旗帜，解放后由他的妻子交给了人民政府，捐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彝海结盟后，小叶丹考虑到其他家支仍有可能袭击红军，于是亲自陪送到喇嘛房，然后派手下的果基尼迫、果基子达、沙玛尔各等人护送到岔罗。由于红军通过彝区时秋毫无犯，加上刚刚解救了被押的各部落民众，其他家支也很感动，均未攻击红军。为了抢时间和防止意外，红军强行军，在三天时间内全部通过彝区。指战员们快步行军时，路边彝胞一片欢呼，出现了歌中所唱的“兄弟民族夹道迎”的动人场面。一些彝胞看到红军如此善待少数民族，还参加了队伍，有的人还一直走到陕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拍下了几个彝族红军战士的镜头。
参加红军的一部分彝族战士
快速通过彝族地区，抢出三天改写历史
“彝海结盟”对于中央红军的长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刘伯承曾回顾历史说：“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这三天时间，真是改写了历史。
对于红军先遣队能如此顺利地通过彝区，中共中央领导人极为高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到达安顺场，同刘伯承一见面，周恩来就兴奋地说：“你们走了以后，大部队经过彝族地区时，约达拿着你们给他的旗，护送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你们简直把彝族地区赤化了。”毛泽东也问刘伯承：“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约达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说：“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结果。”
四川解放后，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曾嘱咐要尽快找到小叶丹，并说政府已决定要他参加将要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可惜，小叶丹已于1941年在彝族内部械斗中身亡。后来，政府安排小叶丹的弟弟果基尼迫担任了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副主任等职务，他每次去北京都被刘伯承接到家招待并以兄弟相称。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央还特别批准将小叶丹的孙子和外孙保送上大学，不忘旧情。
【点评】丰碑屹立影响深远
“泸沽的铁苗多又多，不及红军的队伍多。泸沽的河水深又深，不及刘司令的情谊深……”
多年来，关于彝海结盟的歌谣一直在大凉山传唱，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盟誓的铜雕像如今也矗立在西昌市中心，栩栩如生地反映了这段民族团结的佳话。红军总参谋长与彝族头人能顺利结盟，并非幸运之神偶然光顾，而是统一战线理论在民族地区运用所取得的第一个突出成果。正确的民族政策不仅为红军赢得了后来北渡大渡河的宝贵时间，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留下了长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实践过程中的一次创举。“彝海结盟”作为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历史丰碑，在党史、军史和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三章 留下情感（1）
——“娃子”变成革命种子之谜
193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驻扎的康区甘孜县城里，正在召开有16个县代表出席的“博巴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藏族人民政府）”。这是藏族历史上建立起的第一个革命政权，破天荒地在旗帜上冠以“自治”之名。在会上，多德被推举为博巴政府主席，著名的格达活佛和头人夏格刀登等担任了副主席。一个贫苦出身的瘦高个藏族“娃子（农奴）”扎喜旺徐也成为大会代表。
不怕“杀”的“娃子”当上了民族代表
扎喜旺徐这位藏族领导干部的名字，在全国解放开展藏区工作时才在国内报纸上出现。然而他的照片在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便随着《西行漫记》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于1937年夏天到陕北采访时，曾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这位藏族红军战士，就是在甘孜参军的扎喜旺徐。
在康区新龙县当过14年“娃子”的扎喜旺徐，一贫如洗孤身流落到甘孜。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越过雪山进入西康的甘孜、道孚、炉霍一带藏区时，当地反动头人进行恐吓宣传，土司和许多藏民怀着恐惧的心情东藏西躲。扎喜旺徐却没跑，他说此时的想法是：“天上的乌鸦没有人打。为什么？因为肉不能吃，毛不值钱。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红军杀我干什么？”
红军进驻甘孜后，扎喜旺徐大着胆子跑到县城去看。据他回忆，有一个当官模样又挺和蔼的红军走来，通过翻译问他是哪个村子里的，并询问跑进深山老林的人回来没有，牛羊是否有人照看。扎喜旺徐第一次同红军打交道，就被这种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感动，于是尽自己所知做了回答。那个干部见他衣服破烂，马上又给了一件衬衣、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并让他把一个红布条子挂在胸前去参加筹备建立政权的甘孜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会。此时扎喜旺徐不懂汉语，后来才知道，那块红布条上面写着“民族代表”四个字。接待他的那位干部，就是随四方面军南下的总部地方工作部长邵式平（解放后任江西省省长）。红军赢得了沿途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群众踊跃参加红军。这是参加红军的一部分藏族战士，左起：孟特尔、天宝、杨东生、扎喜旺徐、沙纳
多年后，扎喜旺徐回忆：“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民族代表’。”然而同红军一起工作后，他很快有了觉悟，很爽快表示愿意参加红军。
当了红军的扎喜旺徐马上受领了一项任务，就是把跑出去的乡亲们找回来，告诉他们红军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院。他到处向藏胞宣传自己的亲眼所见，劝大家赶快回家。扎喜旺徐还找到躲藏起来的格达活佛，以很强的记忆力转达了邵式平和其他红军干部大篇讲话的意思。格达活佛听得很认真，自己也派人探听，得知情况属实后，返回了白利寺。扎喜旺徐得知活佛回来，立即赶去，带着格达去见了红军领导人。
经过开展藏区工作，道孚、炉霍两县首先开始建立县、乡两级的“博巴”（藏族的自称）政权。格达等人回来后，“博巴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政府领导成员以藏族干部为主，其中有一部分和红军建立了统战关系的上层喇嘛和当地土司头人如格达、夏格刀登等，也有贫苦的藏族农牧民即像扎喜旺徐这样的“娃子”。
博巴政府为红军筹“救命粮”
“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后，马上宣布不许以大汉族主义的态度称藏族同?
为使藏族群众消除恐惧返家，红军以实际行动表现严明的纪律，不进当地视为圣地的寺庙，烧了牛粪还要留下银元。少数躲在村寨中的人见此情景，走了出来，红军就托他们上山向群众喊话，或请寺庙喇嘛活佛带信，解除群众的疑惧。红军总部到达康区的炉霍，朱德强调首要任务便是让群众回家生产。
德格地区的头人夏格刀登不听劝说，带领2000藏族骑兵阻挡红军。红三十军为争取和平解决，白天坚守不战，夜间派第二六五团这支有名的“夜老虎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对方营地，扑到夏格刀登的帐篷里将其活捉。军政委李先念接见了他并以礼相待，于是夏格刀登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还出任了“博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参加为红军筹粮的工作。
红军变成了“菩萨兵”
几万红军进入贫瘠的藏区后，必然产生与民争食的局面。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到炉霍时，便提出要同群众一起展开生产。在总部机关动员大会上，他亲自作动员强调：“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红军总部许多首长都参加了春耕，各部队也掀起了助民劳动热潮，提出了“不让一寸土地放荒”。红军还向藏族人民传授了驾驭骡马耕地的技术，群众交口称赞红军是“菩萨兵”，“红军人好、心也好，种的庄稼也特别好”。由于被红军助民生产所感动，广大藏民随后也积极帮助部队筹粮。
红军进入西北的回族地区后，总政治部专门发出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这一指示也改变了过去在汉族地区对农村土豪采取打击的政策，实行了团结争取上层的办法。政治部门规定，各部队进村以前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得到同意以后才进村宿营；在营区内禁止食用猪油、猪肉，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具；不得进入清真寺，不准破坏回教经典。在宁夏回民区，马家军设下了众多苛捐杂税，民众痛苦不堪，红军到后全部予以废除，红军就此得到回族群众的大力拥护。
【点评】政策灵活培养干部
红军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最大程度地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在长征途中，红军正是靠着实行灵活和正确的政策，得到苗、彝、藏、回和其他少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保证了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
红军有了广泛与频繁接触兄弟民族的机会，使民族政策得到了实践机会，也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1935年8月，毛泽东曾在藏民区的毛儿盖会议上指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秀的少数民族人员，“给以阶级的和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红军到达陕北后，还专门把少数民族同志集中进行培养，为日后国内各民族的解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章 坦诚是金（1）
——小叶丹当上“红军支队长”之谜
“汹涌的金沙江、大渡河，蛮荒的大凉山倮倮区；我英勇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红一方面军在征途中所唱的这首歌，述说了1935年5月，刚渡过金沙江时遇到的严峻险阻——处于奴隶社会的三百里彝区。此时，国民党飞机不断撒下传单，上面赫然写着：“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追、侧、堵，共军插翅也难逃！”“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夺下冕宁城，放出彝族首领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很快又渡江追来，南返已不可能。1935年5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举行了扩大会议，提出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任务。随即，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和聂荣臻担任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委，率一军团为北上开路。经过侦察，他们发现川康军阀主力部署在西昌至富林的大道上，红军只有经过大凉山彝族区，走冕宁、安顺的羊肠小道才能迅速接近大渡河边。5月20日，中央军委在礼州发出了总司令朱德“关于过彝区、大渡河的命令”。
刘、聂二人都是四川籍，尤其是刘伯承曾在川军中任职十几年，阅历丰富且作风细致，很熟悉川西地理风俗人情，对彝区的“黑骨头”、“白骨头”和家支的状态都非常清楚。刘伯承知道，彝族聚居区内部家支林立，各家支都有自己的武装，且相互械斗不息，但却能保持一致对外，并擅长山林作战。历代统治者以及地方军阀对彝区用兵进剿，大都以失败告终，因而把彝区视为畏途，以往汉族的军队想通过彝区几乎不可能。1863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部深入此地，前有清军拦截，后有彝民围攻，才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果。
红军到达彝区时，在方圆几百公里的区域内分别有沽基、罗洪、倮伍三大黑彝家支分片统治。四川军阀为控制他们，抓捕了不少彝族首领关在冕宁县城监狱里当人质，哪个家支若不听令便杀这些头头。这种压迫政策，使彝区上下对汉人普遍都有疑忌甚至是仇视情绪。红军占领了冕宁县城后，马上把黑牢中的彝民囚犯放出来，还请一些头头喝了酒。有些彝族头领懂得点汉语，刘伯承便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政策，说明此次只是想借道通过。这些人出于感激，表示愿意带路。一些获释的彝族同胞得到红军发给的食物衣物，回家后又当了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员。
红军工兵连被扒光衣服
1935年5月21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彝区。许多彝胞听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但还是半信半疑。看到这支以汉族为主体的军队进入自己的控制区，有不少彝民拿着钢枪、土枪、弓箭围拢过来，呐喊着听不懂的口号，占据了山口要隘并拦住去路。
刘伯承、聂荣臻等下令，遇到彝民拦阻和抢劫不得开枪，只能说服解释。当先遣部队经过额瓦垭口时，突红军帮助彝族群众建立了红军地方武装。图为小叶丹的妻子手执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军旗然有一股彝族武装冲下来，袭击了走在队伍后面的工兵连，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这个连的指战员严格遵守命令未加抵抗，结果光着身子流着泪跑了回来。
红军只得缩短行军距离，严格军纪，对侵袭采取不予理睬和不还击的态度。刚从冕宁监狱中被解放的彝民，走在红军队伍的前面当翻译，说明红军此次只是借路北上，绝不会与彝族人为敌。此时，沽鸡家支的头人小叶丹派了他的四叔和精通汉语的沙玛尔各到喇嘛房姜家店子探听情况，得知红军确实不同于以往所见的国民党军队。在双方形成对峙时，小叶丹乘马赶到前沿。红军发现这人装束不一般，便经翻译向他喊话，得到的回答是同意会谈。
小叶丹首先同红军群众工作队队长萧华席地而坐，进行了交谈，了解到红军只想借道而过。他看到红军解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民，纪律又很严明，便本着“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的传统理念，表示同意交朋友。此时，红军前进路上的两个彝族部落——“沽基”和“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作为“沽基”家的领袖提出愿与红军结盟，也是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部落。红军愿意结盟是为减少北上途中的阻力，并不想介入彝族内部冲突。当小叶丹提出愿与红军先遣队刘伯承司令结拜为兄弟时，萧华马上回去报告。刘伯承为了团结彝族同胞，确保主力顺利通过，毅然决定去担当这一结盟的主角。
歃血盟誓，小叶丹成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长
5月22日，在冕宁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彝海湖畔，红军先遣队人员和众多彝胞参加仪式，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小叶丹还拿来一只公鸡在湖边宰杀，两人喝了鸡血酒并对天盟誓。仪式完成后，刘伯承把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和一些步枪送给了小叶丹
，小叶丹也将坐骑送给刘伯承作为纪念。
当晚，刘伯承在宿营地大桥设宴款待了小叶丹叔侄一行。针对小叶丹希望得到外援打冤家的想法，刘伯承建议，彝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刘文辉。随后，刘伯承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授予小叶丹，任命他为支队长。小叶丹至死都珍藏着这面旗帜，解放后由他的妻子交给了人民政府，捐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彝海结盟后，小叶丹考虑到其他家支仍有可能袭击红军，于是亲自陪送到喇嘛房，然后派手下的果基尼迫、果基子达、沙玛尔各等人护送到岔罗。由于红军通过彝区时秋毫无犯，加上刚刚解救了被押的各部落民众，其他家支也很感动，均未攻击红军。为了抢时间和防止意外，红军强行军，在三天时间内全部通过彝区。指战员们快步行军时，路边彝胞一片欢呼，出现了歌中所唱的“兄弟民族夹道迎”的动人场面。一些彝胞看到红军如此善待少数民族，还参加了队伍，有的人还一直走到陕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拍下了几个彝族红军战士的镜头。
参加红军的一部分彝族战士
快速通过彝族地区，抢出三天改写历史
“彝海结盟”对于中央红军的长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刘伯承曾回顾历史说：“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这三天时间，真是改写了历史。
对于红军先遣队能如此顺利地通过彝区，中共中央领导人极为高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到达安顺场，同刘伯承一见面，周恩来就兴奋地说：“你们走了以后，大部队经过彝族地区时，约达拿着你们给他的旗，护送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你们简直把彝族地区赤化了。”毛泽东也问刘伯承：“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约达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说：“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结果。”
四川解放后，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曾嘱咐要尽快找到小叶丹，并说政府已决定要他参加将要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可惜，小叶丹已于1941年在彝族内部械斗中身亡。后来，政府安排小叶丹的弟弟果基尼迫担任了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副主任等职务，他每次去北京都被刘伯承接到家招待并以兄弟相称。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央还特别批准将小叶丹的孙子和外孙保送上大学，不忘旧情。
【点评】丰碑屹立影响深远
“泸沽的铁苗多又多，不及红军的队伍多。泸沽的河水深又深，不及刘司令的情谊深……”
多年来，关于彝海结盟的歌谣一直在大凉山传唱，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盟誓的铜雕像如今也矗立在西昌市中心，栩栩如生地反映了这段民族团结的佳话。红军总参谋长与彝族头人能顺利结盟，并非幸运之神偶然光顾，而是统一战线理论在民族地区运用所取得的第一个突出成果。正确的民族政策不仅为红军赢得了后来北渡大渡河的宝贵时间，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留下了长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实践过程中的一次创举。“彝海结盟”作为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历史丰碑，在党史、军史和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三章 留下情感（1）
——“娃子”变成革命种子之谜
193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驻扎的康区甘孜县城里，正在召开有16个县代表出席的“博巴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藏族人民政府）”。这是藏族历史上建立起的第一个革命政权，破天荒地在旗帜上冠以“自治”之名。在会上，多德被推举为博巴政府主席，著名的格达活佛和头人夏格刀登等担任了副主席。一个贫苦出身的瘦高个藏族“娃子（农奴）”扎喜旺徐也成为大会代表。
不怕“杀”的“娃子”当上了民族代表
扎喜旺徐这位藏族领导干部的名字，在全国解放开展藏区工作时才在国内报纸上出现。然而他的照片在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便随着《西行漫记》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于1937年夏天到陕北采访时，曾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这位藏族红军战士，就是在甘孜参军的扎喜旺徐。
在康区新龙县当过14年“娃子”的扎喜旺徐，一贫如洗孤身流落到甘孜。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越过雪山进入西康的甘孜、道孚、炉霍一带藏区时，当地反动头人进行恐吓宣传，土司和许多藏民怀着恐惧的心情东藏西躲。扎喜旺徐却没跑，他说此时的想法是：“天上的乌鸦没有人打。为什么？因为肉不能吃，毛不值钱。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红军杀我干什么？”
红军进驻甘孜后，扎喜旺徐大着胆子跑到县城去看。据他回忆，有一个当官模样又挺和蔼的红军走来，通过翻译问他是哪个村子里的，并询问跑进深山老林的人回来没有，牛羊是否有人照看。扎喜旺徐第一次同红军打交道，就被这种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感动，于是尽自己所知做了回答。那个干部见他衣服破烂，马上又给了一件衬衣、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并让他把一个红布条子挂在胸前去参加筹备建立政权的甘孜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会。此时扎喜旺徐不懂汉语，后来才知道，那块红布条上面写着“民族代表”四个字。接待他的那位干部，就是随四方面军南下的总部地方工作部长邵式平（解放后任江西省省长）。红军赢得了沿途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群众踊跃参加红军。这是参加红军的一部分藏族战士，左起：孟特尔、天宝、杨东生、扎喜旺徐、沙纳
多年后，扎喜旺徐回忆：“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民族代表’。”然而同红军一起工作后，他很快有了觉悟，很爽快表示愿意参加红军。
当了红军的扎喜旺徐马上受领了一项任务，就是把跑出去的乡亲们找回来，告诉他们红军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院。他到处向藏胞宣传自己的亲眼所见，劝大家赶快回家。扎喜旺徐还找到躲藏起来的格达活佛，以很强的记忆力转达了邵式平和其他红军干部大篇讲话的意思。格达活佛听得很认真，自己也派人探听，得知情况属实后，返回了白利寺。扎喜旺徐得知活佛回来，立即赶去，带着格达去见了红军领导人。
经过开展藏区工作，道孚、炉霍两县首先开始建立县、乡两级的“博巴”（藏族的自称）政权。格达等人回来后，“博巴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政府领导成员以藏族干部为主，其中有一部分和红军建立了统战关系的上层喇嘛和当地土司头人如格达、夏格刀登等，也有贫苦的藏族农牧民即像扎喜旺徐这样的“娃子”。
博巴政府为红军筹“救命粮”
“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后，马上宣布不许以大汉族主义的态度称藏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