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诏，先攻下高邮，到时候谗言不攻自破，您可到京都亲自向皇帝辩明。”
脱脱摇头，“不行。圣上有诏，我不能拒诏。宁死，我不能废君臣之义。”
御使传诏，削脱脱官爵，安置淮南路；削其弟也先帖木儿官爵，安置宁夏路。属下军队，听从与诏使同来的雪雪（哈麻之弟）与月阔察儿节制。
听诏毕，脱脱顿首深谢：“臣至愚，荷天子宠渥，委以军国重事，早晚战兢，惧不能胜。一旦释此重负，圣上深恩，铭感于心。”同时，他又送名马三千匹及精甲一大批给诸将作留念，嘱咐他们听从雪雪等人指挥。
客省副使哈剌答痛惜功败垂成，哭道：“丞相一去，我辈必死他人之手，不如今日死于丞相面前。”言毕，拔刀自刎而死。这位爷刚烈，其余各级将领都不敢动。
哈麻在诏使到来之前，已经派人到军中散布消息，敢有不奉诏者，立即族诛他们在大都的家属。所以，“大军百万，一时四散”。
高邮城里的张士诚如做梦一般，早晨一望，城外已经无任何元兵。
元军各级将领各回各部，士卒多无所从，“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所以，元朝高邮散军，不仅未能攻克战略要地，功败垂成，又为“贼军”增添的生力军。
脱脱到淮南不久，又有诏旨移他往亦集乃路。未几，又有圣旨把他流往云南。脱脱的弟弟以及两个儿子，也皆流往恶远之地，家产全部没收。
行至大理腾部时，知府高惠是高丽人，拜见这位故相，想把女儿嫁给他，并明白表示这里天高皇帝远，只要给自己做女婿，保证脱脱性命无忧。
脱脱推辞：“我乃罪人，安敢在流放地娶妻纳妾！”高惠恼怒。
不久，又有诏使来，高惠首率铁甲军来包围脱脱住处。此次来人，乃哈麻所遣，携毒酒而来。跪听圣旨后，脱脱谢恩，不喝也要喝，只能仰头尽饮。死年四十二。
《元史》作者一般就事论史，不与人作赞语，对脱脱的人品，他们也不得不钦服之余夸上好几句：
“脱脱仪状雄伟，颀然出于千百人中，而器宏识远，莫测其蕴。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货财，远声色，好贤礼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际，始终不失臣节，虽古之有道大臣，何以过之。惟其惑于群小（汝宁柏等人），急复私仇，君子讥焉。”
脱脱死后，本来一蹶不振的农民军又风生水起。刘福通拥韩林儿为帝，建“大宋”；“天完”军死灰复燃，攻占湖南诸路；郭子兴部将攻占战略要地滁州，自成一军；张士诚的“大周”军夺取苏松地区；海上剽掠的方国珍部占据海道，阻遏元朝粮运……
直到至正二十二年，在汉臣张冲等人的建议下，元廷才下诏为脱脱平反。至正二十六年，又有大臣上言脱脱功高盖世，应封一字王爵以及加以追谥。结果，诸事未行，元朝不久就灭亡了。
脱脱把伯父伯颜赶下台，可以视为新一代蒙古贵族对上辈僵化思想的理性反叛。可悲的是，他并未能真正适应汉族文化，所有先前的努力，最后又被他本人否定。他的悲剧，不仅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个不能适应潮流和时代的民族的悲剧。
自食其果——权臣哈麻的杖死
脱脱兄弟倒台后，元廷拜哈麻为中书左丞相，拜其弟雪雪为御史大夫，“国家大柄，尽归其兄弟二人矣”。同时，顺帝有旨，把从脱脱之弟也先帖木儿家中所抄之物尽数赐予哈麻。
想当初，哈麻最早的“发迹”，在于他偷偷引荐一个西蕃密宗和尚给元顺帝。此僧有秘术，号称“演揲儿法”（汉语“大喜乐”），即一种可以壮阳的气功。同时，哈麻的妹夫、时任集贤学士的秃鲁帖木儿有样学样，也把一位西蕃淫僧引荐给顺帝。这位淫僧名叫伽嫾真，他的“秘术”更进一步，需男女双修，并“开导”顺帝说：“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现世而已。人生能有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这种房中术气功，顺帝沉迷不已，更有哈麻、秃鲁帖木儿以及顺帝的舅父老的沙、顺帝弟弟八郎等十人日夜陪同“修炼”。这十人还有专门称号，称为“倚纳”，即“最亲密心腹”之意。
房中术练得快活，顺帝诏任哈麻所荐西僧为司徒，任秃鲁帖木儿所荐西僧为大元国师。这两个大淫僧手下徒众很多，每一个人都取良家妇女三四人伺候，号为“供养”。
顺帝本人沉迷其间，日事淫戏，取宫女三宝奴、文殊奴等十六人训练，演习“十六天魔舞”，以供淫乐时助兴。更可骇的是，皇帝本人与十“倚纳”及诸多妇人终日吞食春药，以修炼为名，男女裸处，君臣同盖一张大被，大开性party。顺帝把淫戏之室取名“些郎兀该”，汉语即“事事无碍”之意。同时，又下诏在上都建穆清阁，“连延数百间，千门万户，取妇女（充）实之，为‘大喜乐’故也。”所以说，元顺帝最早“学坏”，实由哈麻带教而成。
哈麻当了丞相，地位上去，想得就过多，深耻自己先前以淫僧荐帝的作法，又嫉妒妹夫日夜在顺帝面前专宠檀权。一日，他回府见其父，表示：“我兄弟现位居宰辅，应导人主以正术。今秃鲁帖木儿专以淫亵媚帝，天下士大夫必讥笑我家，我将除掉此人清理门户。今上（顺帝）年长，日渐昏庸，皇太子年长，聪明过人，不若立以为帝，奉今上为太上皇。”不料，墙外有耳。哈麻的妹妹偷听父兄谈话。听闻大哥想杀自己老公并要换皇帝，即刻回家告知秃鲁帖木儿。
秃鲁帖木儿知道皇太子一直讨厌自己，他当皇帝自己肯定第一个被杀。情急之下，他立刻入宫向顺帝告变。当然，他没有讲别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只讲哈麻嫌顺帝年岁大靠不住，想搞政变拥皇太子为帝。
顺帝闻言也大惊：“朕头未白，齿未落，哈麻兄弟为何嫌朕老啊？”惶恐恼怒下，他马上与秃鲁帖木儿定计，准备除掉哈麻兄弟。
转天一大早，正待上朝，哈麻兄弟就发现有大批禁卫军包围府邸，随即有圣旨传下：“哈麻兄弟有罪，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立刻出城等待发配。”
哥俩惊愕，变故如此之快，简直让人来不及反应。
刚刚出城，还在怔忡之中，又有诏旨传来：兄弟俩罪大恶极，立时杖死。
未及申辩，虎狼军士群涌而上。粗杖上下翻飞，哥俩鬼哭狼嚎，不大功夫就被打成两堆烂肉。
人死了，家还是要抄。有司阅视，顺帝赐哈麻那份脱脱之弟也先贴木儿的家产，纹丝未动，封识还没有开启。
哈麻之死，距脱脱之死才几个月。当时，百姓皆以为是元顺帝明悟见欺于哈麻，恨他诬害脱脱，才下旨处死哈麻兄弟。实际上，哈麻之死，完全是元朝贵族之间狗咬狗的争拗，没有任何“正义”可言。
权力的滋味曾经如此甜美。如今，它们皆化成腥甜的鲜血从七窍中喷迸而出。
杀身殉国的元末士人
元末有位大学者危素，字太朴，江西人。此人少通五经，博学多才，文名四著。顺帝早期，他得以入大都，主持三史的编纂工作。由于丞相脱脱赏识，危素一步一步仕途高升，他由翰林编修做起，历太常博士、兵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大司农丞，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参知政事这样的高官。危素本人不是进士出身，他就到处大讲特讲“科举无人才”，自己一直以“文章德行”自居。眼看元朝风雨飘零，危素称疾弃官，在房山的报恩寺“静修”。明军打到大都，危素想自杀，捡个水浅的井跳下去，被和尚“救起”。和尚自然捡他爱听的说：“大人您如果死了，谁来写大元朝的历史啊？”这句话很让危素下得台阶，老头颤巍巍换件干净衣衫，又活了。
朱元璋刚建国时需要危素这样“高级”人物装点，没事就召他宴饮，畅谈天下兴亡。待烽烟四歇，老朱开始看不起老危这样的“贰臣”了。危素自我感觉挺好，那么大年纪了，还总以“诤臣”自居，时常在非上朝时间进宫提个“不同意见”啥的，把自己当成招牌“民主人士”。结果，危老头一日早朝后进宫，声称有事要见陛下。朱元璋刚刚换下朝服，闻报生气，又不好登时发作，就隔着厚厚的帷帘问：“外面何人？”危素一腔“忠勇”，声音嘹亮：“老臣危素！”这次，没有朱皇帝的“笑脸相迎”，隔帘传来冷冷一句话：“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诏旨立下，危素被贬到和州（今安徽含山县）元朝忠臣余阙庙当看门人。七十老翁，遭受如此显而易见的污辱，仅一年，他就悒郁而死。早知如此，当初危素还不如当时找口深井跳下，成为大元的殉国忠臣。
确实，元朝科举所取之士人员太少。相较之下，危素一直抨击“科举无人才”，可元未死国殉难的地方官，尤以进士和读书人士为多。清朝学者赵翼为此钩沉，有名有姓见于《元史》就有十六人之多，其中一人还是海上与倭贼格斗而死：
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如余阙，元统元年进士，守安庆，死陈友谅之难。台哈布哈，至顺元年进士，死方国珍之难。李齐，元统元年进士，为高邮守，死张士诚之难。李黼，泰定四年进士，守九江，死于贼。郭嘉，泰定三年进士，守上都，死于贼。王士元，泰定四年进士，知浚州，死于贼。赵琏，至治元年进士，守泰州，张士诚既降复叛，遂被害。孙，至正二年进士，讨张士诚战死。周镗，泰定四年进士，归浏阳，遇贼被杀。聂炳，元统元年进士，守荆门，与贼俞君正战死。刘耕孙，至顺元年进士，守宁国，与贼琐南班战死。绰罗（旧名丑闾），元统元年进士，守安陆，与贼曾法兴战死。彭庭坚，至正四年进士，镇建宁，部下岳焕反，被害。布延布哈（旧名普颜不花），至正五年进士，守益都，明兵至，不屈死。伊噜布哈（旧名月鲁不花），元统元年进士，浮海北归，遇倭船，不屈死。穆尔古苏（旧名迈里古思），至正十四年进士，官绍兴，欲讨方国珍，为拜住哥杀死。皆见元史各本传，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
元朝的覆灭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蒙元的破坏可谓“馨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长久沦为豺狼异域。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元朝最早发行的纸币在此情况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惟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强权和刀锋下的强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剧，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蒙元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奢侈品。所以，一部分东西方蒙元史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本来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蒙元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垮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工商业方面，一反宋代普及化、平民化的高度精细，元代分成极端的两极：宫廷、贵族所使用之物精益求精，一般人民所使用的器皿粗滥不堪。我们现在如果进入博物馆参观，看那些分朝代陈列的器具，人们会立刻发现元代时期工艺方面出现惊人的倒退。当然，蒙元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工匠无比“重视”，每到一个地方屠城，只有工匠和具有“特异功能”的巫祝等类人“幸免”，他们需要这些“工奴”为自己生产制作高端消费品。统一全国后，元廷把几乎几十万户工匠全部聚集在大都，建立工匠“集中营”，日以继夜地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精细用品，而“工奴”们得到只是仅够活命的口粮和食水。在这种条件下，工匠天才的创造力和积极主动性几乎无从谈起。所以，相比宋代那种独立手工业和工匠雇佣制度，元代的手工业也仍然倒退为奴隶制水平。如此，手工业的严重退化，商业肯定也随之倒退（色目人放高利?
脱脱摇头，“不行。圣上有诏，我不能拒诏。宁死，我不能废君臣之义。”
御使传诏，削脱脱官爵，安置淮南路；削其弟也先帖木儿官爵，安置宁夏路。属下军队，听从与诏使同来的雪雪（哈麻之弟）与月阔察儿节制。
听诏毕，脱脱顿首深谢：“臣至愚，荷天子宠渥，委以军国重事，早晚战兢，惧不能胜。一旦释此重负，圣上深恩，铭感于心。”同时，他又送名马三千匹及精甲一大批给诸将作留念，嘱咐他们听从雪雪等人指挥。
客省副使哈剌答痛惜功败垂成，哭道：“丞相一去，我辈必死他人之手，不如今日死于丞相面前。”言毕，拔刀自刎而死。这位爷刚烈，其余各级将领都不敢动。
哈麻在诏使到来之前，已经派人到军中散布消息，敢有不奉诏者，立即族诛他们在大都的家属。所以，“大军百万，一时四散”。
高邮城里的张士诚如做梦一般，早晨一望，城外已经无任何元兵。
元军各级将领各回各部，士卒多无所从，“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所以，元朝高邮散军，不仅未能攻克战略要地，功败垂成，又为“贼军”增添的生力军。
脱脱到淮南不久，又有诏旨移他往亦集乃路。未几，又有圣旨把他流往云南。脱脱的弟弟以及两个儿子，也皆流往恶远之地，家产全部没收。
行至大理腾部时，知府高惠是高丽人，拜见这位故相，想把女儿嫁给他，并明白表示这里天高皇帝远，只要给自己做女婿，保证脱脱性命无忧。
脱脱推辞：“我乃罪人，安敢在流放地娶妻纳妾！”高惠恼怒。
不久，又有诏使来，高惠首率铁甲军来包围脱脱住处。此次来人，乃哈麻所遣，携毒酒而来。跪听圣旨后，脱脱谢恩，不喝也要喝，只能仰头尽饮。死年四十二。
《元史》作者一般就事论史，不与人作赞语，对脱脱的人品，他们也不得不钦服之余夸上好几句：
“脱脱仪状雄伟，颀然出于千百人中，而器宏识远，莫测其蕴。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货财，远声色，好贤礼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际，始终不失臣节，虽古之有道大臣，何以过之。惟其惑于群小（汝宁柏等人），急复私仇，君子讥焉。”
脱脱死后，本来一蹶不振的农民军又风生水起。刘福通拥韩林儿为帝，建“大宋”；“天完”军死灰复燃，攻占湖南诸路；郭子兴部将攻占战略要地滁州，自成一军；张士诚的“大周”军夺取苏松地区；海上剽掠的方国珍部占据海道，阻遏元朝粮运……
直到至正二十二年，在汉臣张冲等人的建议下，元廷才下诏为脱脱平反。至正二十六年，又有大臣上言脱脱功高盖世，应封一字王爵以及加以追谥。结果，诸事未行，元朝不久就灭亡了。
脱脱把伯父伯颜赶下台，可以视为新一代蒙古贵族对上辈僵化思想的理性反叛。可悲的是，他并未能真正适应汉族文化，所有先前的努力，最后又被他本人否定。他的悲剧，不仅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个不能适应潮流和时代的民族的悲剧。
自食其果——权臣哈麻的杖死
脱脱兄弟倒台后，元廷拜哈麻为中书左丞相，拜其弟雪雪为御史大夫，“国家大柄，尽归其兄弟二人矣”。同时，顺帝有旨，把从脱脱之弟也先帖木儿家中所抄之物尽数赐予哈麻。
想当初，哈麻最早的“发迹”，在于他偷偷引荐一个西蕃密宗和尚给元顺帝。此僧有秘术，号称“演揲儿法”（汉语“大喜乐”），即一种可以壮阳的气功。同时，哈麻的妹夫、时任集贤学士的秃鲁帖木儿有样学样，也把一位西蕃淫僧引荐给顺帝。这位淫僧名叫伽嫾真，他的“秘术”更进一步，需男女双修，并“开导”顺帝说：“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现世而已。人生能有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这种房中术气功，顺帝沉迷不已，更有哈麻、秃鲁帖木儿以及顺帝的舅父老的沙、顺帝弟弟八郎等十人日夜陪同“修炼”。这十人还有专门称号，称为“倚纳”，即“最亲密心腹”之意。
房中术练得快活，顺帝诏任哈麻所荐西僧为司徒，任秃鲁帖木儿所荐西僧为大元国师。这两个大淫僧手下徒众很多，每一个人都取良家妇女三四人伺候，号为“供养”。
顺帝本人沉迷其间，日事淫戏，取宫女三宝奴、文殊奴等十六人训练，演习“十六天魔舞”，以供淫乐时助兴。更可骇的是，皇帝本人与十“倚纳”及诸多妇人终日吞食春药，以修炼为名，男女裸处，君臣同盖一张大被，大开性party。顺帝把淫戏之室取名“些郎兀该”，汉语即“事事无碍”之意。同时，又下诏在上都建穆清阁，“连延数百间，千门万户，取妇女（充）实之，为‘大喜乐’故也。”所以说，元顺帝最早“学坏”，实由哈麻带教而成。
哈麻当了丞相，地位上去，想得就过多，深耻自己先前以淫僧荐帝的作法，又嫉妒妹夫日夜在顺帝面前专宠檀权。一日，他回府见其父，表示：“我兄弟现位居宰辅，应导人主以正术。今秃鲁帖木儿专以淫亵媚帝，天下士大夫必讥笑我家，我将除掉此人清理门户。今上（顺帝）年长，日渐昏庸，皇太子年长，聪明过人，不若立以为帝，奉今上为太上皇。”不料，墙外有耳。哈麻的妹妹偷听父兄谈话。听闻大哥想杀自己老公并要换皇帝，即刻回家告知秃鲁帖木儿。
秃鲁帖木儿知道皇太子一直讨厌自己，他当皇帝自己肯定第一个被杀。情急之下，他立刻入宫向顺帝告变。当然，他没有讲别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只讲哈麻嫌顺帝年岁大靠不住，想搞政变拥皇太子为帝。
顺帝闻言也大惊：“朕头未白，齿未落，哈麻兄弟为何嫌朕老啊？”惶恐恼怒下，他马上与秃鲁帖木儿定计，准备除掉哈麻兄弟。
转天一大早，正待上朝，哈麻兄弟就发现有大批禁卫军包围府邸，随即有圣旨传下：“哈麻兄弟有罪，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立刻出城等待发配。”
哥俩惊愕，变故如此之快，简直让人来不及反应。
刚刚出城，还在怔忡之中，又有诏旨传来：兄弟俩罪大恶极，立时杖死。
未及申辩，虎狼军士群涌而上。粗杖上下翻飞，哥俩鬼哭狼嚎，不大功夫就被打成两堆烂肉。
人死了，家还是要抄。有司阅视，顺帝赐哈麻那份脱脱之弟也先贴木儿的家产，纹丝未动，封识还没有开启。
哈麻之死，距脱脱之死才几个月。当时，百姓皆以为是元顺帝明悟见欺于哈麻，恨他诬害脱脱，才下旨处死哈麻兄弟。实际上，哈麻之死，完全是元朝贵族之间狗咬狗的争拗，没有任何“正义”可言。
权力的滋味曾经如此甜美。如今，它们皆化成腥甜的鲜血从七窍中喷迸而出。
杀身殉国的元末士人
元末有位大学者危素，字太朴，江西人。此人少通五经，博学多才，文名四著。顺帝早期，他得以入大都，主持三史的编纂工作。由于丞相脱脱赏识，危素一步一步仕途高升，他由翰林编修做起，历太常博士、兵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大司农丞，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参知政事这样的高官。危素本人不是进士出身，他就到处大讲特讲“科举无人才”，自己一直以“文章德行”自居。眼看元朝风雨飘零，危素称疾弃官，在房山的报恩寺“静修”。明军打到大都，危素想自杀，捡个水浅的井跳下去，被和尚“救起”。和尚自然捡他爱听的说：“大人您如果死了，谁来写大元朝的历史啊？”这句话很让危素下得台阶，老头颤巍巍换件干净衣衫，又活了。
朱元璋刚建国时需要危素这样“高级”人物装点，没事就召他宴饮，畅谈天下兴亡。待烽烟四歇，老朱开始看不起老危这样的“贰臣”了。危素自我感觉挺好，那么大年纪了，还总以“诤臣”自居，时常在非上朝时间进宫提个“不同意见”啥的，把自己当成招牌“民主人士”。结果，危老头一日早朝后进宫，声称有事要见陛下。朱元璋刚刚换下朝服，闻报生气，又不好登时发作，就隔着厚厚的帷帘问：“外面何人？”危素一腔“忠勇”，声音嘹亮：“老臣危素！”这次，没有朱皇帝的“笑脸相迎”，隔帘传来冷冷一句话：“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诏旨立下，危素被贬到和州（今安徽含山县）元朝忠臣余阙庙当看门人。七十老翁，遭受如此显而易见的污辱，仅一年，他就悒郁而死。早知如此，当初危素还不如当时找口深井跳下，成为大元的殉国忠臣。
确实，元朝科举所取之士人员太少。相较之下，危素一直抨击“科举无人才”，可元未死国殉难的地方官，尤以进士和读书人士为多。清朝学者赵翼为此钩沉，有名有姓见于《元史》就有十六人之多，其中一人还是海上与倭贼格斗而死：
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如余阙，元统元年进士，守安庆，死陈友谅之难。台哈布哈，至顺元年进士，死方国珍之难。李齐，元统元年进士，为高邮守，死张士诚之难。李黼，泰定四年进士，守九江，死于贼。郭嘉，泰定三年进士，守上都，死于贼。王士元，泰定四年进士，知浚州，死于贼。赵琏，至治元年进士，守泰州，张士诚既降复叛，遂被害。孙，至正二年进士，讨张士诚战死。周镗，泰定四年进士，归浏阳，遇贼被杀。聂炳，元统元年进士，守荆门，与贼俞君正战死。刘耕孙，至顺元年进士，守宁国，与贼琐南班战死。绰罗（旧名丑闾），元统元年进士，守安陆，与贼曾法兴战死。彭庭坚，至正四年进士，镇建宁，部下岳焕反，被害。布延布哈（旧名普颜不花），至正五年进士，守益都，明兵至，不屈死。伊噜布哈（旧名月鲁不花），元统元年进士，浮海北归，遇倭船，不屈死。穆尔古苏（旧名迈里古思），至正十四年进士，官绍兴，欲讨方国珍，为拜住哥杀死。皆见元史各本传，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
元朝的覆灭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蒙元的破坏可谓“馨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长久沦为豺狼异域。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元朝最早发行的纸币在此情况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惟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强权和刀锋下的强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剧，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蒙元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奢侈品。所以，一部分东西方蒙元史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本来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蒙元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垮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工商业方面，一反宋代普及化、平民化的高度精细，元代分成极端的两极：宫廷、贵族所使用之物精益求精，一般人民所使用的器皿粗滥不堪。我们现在如果进入博物馆参观，看那些分朝代陈列的器具，人们会立刻发现元代时期工艺方面出现惊人的倒退。当然，蒙元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工匠无比“重视”，每到一个地方屠城，只有工匠和具有“特异功能”的巫祝等类人“幸免”，他们需要这些“工奴”为自己生产制作高端消费品。统一全国后，元廷把几乎几十万户工匠全部聚集在大都，建立工匠“集中营”，日以继夜地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精细用品，而“工奴”们得到只是仅够活命的口粮和食水。在这种条件下，工匠天才的创造力和积极主动性几乎无从谈起。所以，相比宋代那种独立手工业和工匠雇佣制度，元代的手工业也仍然倒退为奴隶制水平。如此，手工业的严重退化，商业肯定也随之倒退（色目人放高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