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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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张春桥介绍起他们整理的邓拓、吴晗等人的材料来：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文章里，提出了一个诬蔑的案件，把已经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番。他特意说于谦‘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后，他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且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他还是在这里暗指彭德怀这个人。半个月后，邓拓发表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他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们的思路’，这个案件是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我和文元认为这篇黑文的要害在这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面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面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角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他根本不敢收进他的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毛泽东点点头，没有表示态度，但是他的眼睛分明流露出了对张春桥的欣赏。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邓拓等人抛出了十分恶毒地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和彭德怀等人攻击主席、党中央的语言是一模一样的。到了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邓拓在一篇不敢收进集子里的文章《今年的春节》里写道：‘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他们高兴得实在是太早了！”
毛泽东笑着说：“他们做梦都在盼望着我早早地死掉，或者中国出现一个匈亚利那样的事件，把我赶下台去。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那样的人物上台嘛！”
江青说：“有的人已经是迫不及待地作好准备了！”
张春桥说：“总之，从吴晗发表《海瑞罢官》以来，邓拓这些人凭借《前则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为阵地，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方法，连续不断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什么《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三种诸葛亮》、《‘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交友待客之道》、《为李三才辩护》、《智谋是可靠的吗？》、《王道和霸道》、《马后炮》、《古代的漫画》、《专治‘健忘症’》等等，是其中最甚的。我们分析他们的文章，可以看出这些人确确实实是一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我们对他们的揭发批判，丝毫没有冤枉了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将越来越明显地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我们就这样地准备，等选择好时机就把这些材料公布出去。我要看看彭真这些人下一步是怎样地动作。秀才革命，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变化会有的。譬如梁启超先生，他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认识到旧制度的危害，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就逐渐地失去了革新的锋芒，成为保皇党了。他后来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再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其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旅游，回国后就无心问政治，专心著作和讲学了。如果我们这次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张春桥干什么？姚文元干什么呀？我看无非两种可能。一个是被反动派杀头，一个也像梁启超那样，退出政治，专门搞学问去。”
张春桥说：“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永远是坚信毛主席的思想和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毛泽东会心地笑了。
第三十章 最后反扑
＇彭真搞的《汇报提纲》，给毛泽东创造了解决问题的导火线。毛泽东对江青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要集中主要的绝对优势的兵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包括暂时的同路人，首先把彭真的这个东西搞臭！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江青从康生手里接过《二月提纲》后，问道：“怎么出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呀？我应该知道呀？为什么事先不报告主席？”
康生说：“彭真、陆定一他们搞这个文件，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彭真、陆定一同志带着许立群、姚溱、胡绳、吴冷西等同志到了少奇同志家里，向少奇作了汇报。少奇建议彭真向毛主席再作一次汇报后交给书记处或政治局常委讨论。据彭真说，他专程到杭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已经点头了。二月十二日在少奇家里继续开会，彭真汇报了他和毛主席的谈话后，政治局常委才点头同意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这个《汇报提纲》的。”
江青大喝一声：“这是造谣！彭真在有意造谣！主席怎么会同意这样一个文件呢？这里没有毛主席亲笔写的半个字，像这样类型的文件，都是要由主席亲自修改和补充才能发出的，你连这一点都没有感觉吗？”
康生一听，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江青开始认真地研究起这个文件来了：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
“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混账！”江青刚看到这里就拍桌子骂了起来，“彭真是在有意地掩盖这场斗争的性质，把对资产阶级的进攻有计划的反击说成是什么‘讨论’，把资产阶级对姚文元等人放肆的攻击说成是什么‘成绩很大’，这简直是在颠倒黑白！”她拨通了给张春桥的电话：“你看到了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了吗？你仔细地看一看，里面的名堂很多呀！”
张春桥当然看到了，岂但看到，而且是作了精心的研究的。他最关注的是下面的一段：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斗争边学习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荒唐！张春桥心里暗暗地骂道：“彭真不学无术，狗屁不通，把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利用文艺进行反党活动的反击，说成是什么‘清理学术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可见他的政治水平是何等的低劣！中国学术界讨论的问题和什么苏联等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彭真却在这个文件里夸夸其谈，是他的附庸风雅，完全没有冤枉他！”当江青打来电话，再次提到要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对里面的文字尤其留意了：“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的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剥削阶级对学术文化垄断地位，而且从此进人一个广大工农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坚持去……”
张春桥在这段话上面，重重地打上了记号。
他在电话中对江青说：“这个文件的水平非常低劣，包含着反对毛主席的别有用心。我需要进一步研究一下，最好请主席研究一下这个文件。”
江青对他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两遍了，他还想再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
张春桥说：“我的意见很明确，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反党纲领，是要从根本上彻底扑灭刚刚点燃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烈火，要把这场革命消灭在星火之中。”
“办不到！”江青似乎轻松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已经研究这个纲领了，很快会有指示的。春桥同志，我认为你又会有用武之地了。”
江青说的并没有错。毛泽东字斟句酌地已经推敲了两遍了。
《汇报提纲》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方针”，写得很简单：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和摧毁它们。学术争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情在短时间内是不容易完全解释清楚的。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进行科学研究，掌握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推向前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镇压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镇压对方……”
毛泽东冷笑连声：“现在开始讲起‘放’来了，当初批判吴晗的时候彭真和中宣部的老爷们不是设置重重障碍，这也不准批，那也不准点，清规戒律老多嘛，当无产阶级开始发动，资产阶级的气焰受到遏制时，《汇报提纲》要突出一个‘放’，岂不是放屁？”
他怀着鄙视的心情看着这个文件里的段落：“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或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残反动学术观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作都比较有利。“毛泽东指着这一段对江青说：“彭真们有什么资格讲什么准不准革命的问题，他是在压制左派革命而支持右派反革命！”
江青说：“彭真这些人才是地地道道的要打击一切表现好的知识分子呢，他连郭老这样的人都不放过，他在一次会议上讲：‘对郭沫若同志也要进行严肃的批判，他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错误的，在这些权威面前，就是小学生也和他是平等的，要敢于捉他的，捉像郭沫若这样的人。’”
“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搞批判，我们的革命完全是混战一场。”毛泽东说：“对鲁迅先生批评过的人，也要进行分析。譬如《三月的租界》这篇杂文里，鲁迅虽然含蓄地批评了张春桥，但是也肯定了张春桥的观点和出发点是‘不错的’；他对田军的小说十分厚爱，所以张春桥写了几句中肯的评论，鲁迅就愤愤然了，两者都有正确的地方，并不能说明鲁迅是痛斥张春桥，更不能说明张春桥是和敌人一样了。告状的人，用意在于挑拨离间，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不要中了坏人的奸计。”
江青在研究彭真的《汇报提纲》时，再一次地研究了有人报上来的那篇张春桥的文章里面的主要段落：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的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至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者不管批评家的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的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的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的任务……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我们见到一个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的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江青看到这里，找到了张春桥文章中鲁迅引用并批评的那段话：“《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它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因为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期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一）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又写另外一部；（二）其他正在写或者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三）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江青认为，张春桥的文章，完全是一篇文艺批评，而且出自好心，并没有对田军的作品有任何恶意的伤害。
为什么鲁迅要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冷嘲热讽”呢？
江青再次仔细地研究了鲁迅原文的主要段落：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
这时，张春桥介绍起他们整理的邓拓、吴晗等人的材料来：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文章里，提出了一个诬蔑的案件，把已经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番。他特意说于谦‘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后，他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且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他还是在这里暗指彭德怀这个人。半个月后，邓拓发表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他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们的思路’，这个案件是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我和文元认为这篇黑文的要害在这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面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面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角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他根本不敢收进他的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毛泽东点点头，没有表示态度，但是他的眼睛分明流露出了对张春桥的欣赏。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邓拓等人抛出了十分恶毒地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和彭德怀等人攻击主席、党中央的语言是一模一样的。到了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邓拓在一篇不敢收进集子里的文章《今年的春节》里写道：‘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他们高兴得实在是太早了！”
毛泽东笑着说：“他们做梦都在盼望着我早早地死掉，或者中国出现一个匈亚利那样的事件，把我赶下台去。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那样的人物上台嘛！”
江青说：“有的人已经是迫不及待地作好准备了！”
张春桥说：“总之，从吴晗发表《海瑞罢官》以来，邓拓这些人凭借《前则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为阵地，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方法，连续不断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什么《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三种诸葛亮》、《‘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交友待客之道》、《为李三才辩护》、《智谋是可靠的吗？》、《王道和霸道》、《马后炮》、《古代的漫画》、《专治‘健忘症’》等等，是其中最甚的。我们分析他们的文章，可以看出这些人确确实实是一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我们对他们的揭发批判，丝毫没有冤枉了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将越来越明显地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我们就这样地准备，等选择好时机就把这些材料公布出去。我要看看彭真这些人下一步是怎样地动作。秀才革命，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变化会有的。譬如梁启超先生，他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认识到旧制度的危害，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就逐渐地失去了革新的锋芒，成为保皇党了。他后来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再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其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旅游，回国后就无心问政治，专心著作和讲学了。如果我们这次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张春桥干什么？姚文元干什么呀？我看无非两种可能。一个是被反动派杀头，一个也像梁启超那样，退出政治，专门搞学问去。”
张春桥说：“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永远是坚信毛主席的思想和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毛泽东会心地笑了。
第三十章 最后反扑
＇彭真搞的《汇报提纲》，给毛泽东创造了解决问题的导火线。毛泽东对江青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要集中主要的绝对优势的兵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包括暂时的同路人，首先把彭真的这个东西搞臭！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江青从康生手里接过《二月提纲》后，问道：“怎么出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呀？我应该知道呀？为什么事先不报告主席？”
康生说：“彭真、陆定一他们搞这个文件，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彭真、陆定一同志带着许立群、姚溱、胡绳、吴冷西等同志到了少奇同志家里，向少奇作了汇报。少奇建议彭真向毛主席再作一次汇报后交给书记处或政治局常委讨论。据彭真说，他专程到杭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已经点头了。二月十二日在少奇家里继续开会，彭真汇报了他和毛主席的谈话后，政治局常委才点头同意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这个《汇报提纲》的。”
江青大喝一声：“这是造谣！彭真在有意造谣！主席怎么会同意这样一个文件呢？这里没有毛主席亲笔写的半个字，像这样类型的文件，都是要由主席亲自修改和补充才能发出的，你连这一点都没有感觉吗？”
康生一听，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江青开始认真地研究起这个文件来了：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
“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混账！”江青刚看到这里就拍桌子骂了起来，“彭真是在有意地掩盖这场斗争的性质，把对资产阶级的进攻有计划的反击说成是什么‘讨论’，把资产阶级对姚文元等人放肆的攻击说成是什么‘成绩很大’，这简直是在颠倒黑白！”她拨通了给张春桥的电话：“你看到了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了吗？你仔细地看一看，里面的名堂很多呀！”
张春桥当然看到了，岂但看到，而且是作了精心的研究的。他最关注的是下面的一段：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斗争边学习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荒唐！张春桥心里暗暗地骂道：“彭真不学无术，狗屁不通，把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利用文艺进行反党活动的反击，说成是什么‘清理学术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可见他的政治水平是何等的低劣！中国学术界讨论的问题和什么苏联等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彭真却在这个文件里夸夸其谈，是他的附庸风雅，完全没有冤枉他！”当江青打来电话，再次提到要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对里面的文字尤其留意了：“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的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剥削阶级对学术文化垄断地位，而且从此进人一个广大工农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坚持去……”
张春桥在这段话上面，重重地打上了记号。
他在电话中对江青说：“这个文件的水平非常低劣，包含着反对毛主席的别有用心。我需要进一步研究一下，最好请主席研究一下这个文件。”
江青对他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两遍了，他还想再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
张春桥说：“我的意见很明确，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反党纲领，是要从根本上彻底扑灭刚刚点燃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烈火，要把这场革命消灭在星火之中。”
“办不到！”江青似乎轻松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已经研究这个纲领了，很快会有指示的。春桥同志，我认为你又会有用武之地了。”
江青说的并没有错。毛泽东字斟句酌地已经推敲了两遍了。
《汇报提纲》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方针”，写得很简单：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和摧毁它们。学术争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情在短时间内是不容易完全解释清楚的。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进行科学研究，掌握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推向前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镇压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镇压对方……”
毛泽东冷笑连声：“现在开始讲起‘放’来了，当初批判吴晗的时候彭真和中宣部的老爷们不是设置重重障碍，这也不准批，那也不准点，清规戒律老多嘛，当无产阶级开始发动，资产阶级的气焰受到遏制时，《汇报提纲》要突出一个‘放’，岂不是放屁？”
他怀着鄙视的心情看着这个文件里的段落：“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或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残反动学术观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作都比较有利。“毛泽东指着这一段对江青说：“彭真们有什么资格讲什么准不准革命的问题，他是在压制左派革命而支持右派反革命！”
江青说：“彭真这些人才是地地道道的要打击一切表现好的知识分子呢，他连郭老这样的人都不放过，他在一次会议上讲：‘对郭沫若同志也要进行严肃的批判，他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错误的，在这些权威面前，就是小学生也和他是平等的，要敢于捉他的，捉像郭沫若这样的人。’”
“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搞批判，我们的革命完全是混战一场。”毛泽东说：“对鲁迅先生批评过的人，也要进行分析。譬如《三月的租界》这篇杂文里，鲁迅虽然含蓄地批评了张春桥，但是也肯定了张春桥的观点和出发点是‘不错的’；他对田军的小说十分厚爱，所以张春桥写了几句中肯的评论，鲁迅就愤愤然了，两者都有正确的地方，并不能说明鲁迅是痛斥张春桥，更不能说明张春桥是和敌人一样了。告状的人，用意在于挑拨离间，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不要中了坏人的奸计。”
江青在研究彭真的《汇报提纲》时，再一次地研究了有人报上来的那篇张春桥的文章里面的主要段落：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的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至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者不管批评家的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的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的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的任务……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我们见到一个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的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江青看到这里，找到了张春桥文章中鲁迅引用并批评的那段话：“《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它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因为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期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一）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又写另外一部；（二）其他正在写或者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三）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江青认为，张春桥的文章，完全是一篇文艺批评，而且出自好心，并没有对田军的作品有任何恶意的伤害。
为什么鲁迅要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冷嘲热讽”呢？
江青再次仔细地研究了鲁迅原文的主要段落：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