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湖广总督官文，出自满族贵族。他向来看不起汉族官僚，专横武断，曾因骆秉章对他不太顺从而暗中忌恨，并迁怒于骆所器重的左宗棠。因此，在接到樊燮的禀帖之后，立即上奏朝廷。咸丰皇帝览奏后，下旨查办此事，将本案交官文审办，并批示：“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
骆秉章一看情况不好，马上上折子，陈述冤情，而官文是铁了心地要整左宗棠了，在奉旨之后马上要召左宗棠前往武昌，当场讯问。
由于此案事关重大，两湖官员，除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胡为左宗棠之世交好友）为之极力周旋外，都不敢出面调解。两年后，左宗棠在家信中回忆：“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可知当时情态如何紧急。
这时，肃顺听说了这件事。肃顺这个人，比较开明，虽是满人，但对汉人并不歧视，是最早主张起用汉人的满族大臣。湘军的兴起，胡林翼、曾国藩的被重用，都得力于他的极力支持。他的幕府中，也有许多汉人智囊团。肃顺看到朝廷密旨后，告诉了参谋郭嵩焘。郭嵩焘听后非常着急，因自己与左宗棠是老乡啊，但又不便出面讲话，乃请人向肃顺求救。肃顺表示：“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当时，郭嵩焘与侍读学士潘祖荫同值南书房，便请潘出面讲话。于是潘祖荫连上三疏，力陈其冤，他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潘祖荫的三次上疏，使案情迅速扭转。其时，胡林翼也上奏《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称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左辩驳。咸丰帝见到这些奏折，果然问肃顺：“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乘机答道：“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官文等人见风转舵，上奏结案。一场争斗终于化险为夷。
祸事变成了好事，可见一个人要成功，不仅要讲究朋友的数量，更要重视质量。有一个肯两肋插刀的朋友，强过一个连的酒肉朋友啊。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就是这么来的。若无这句广告，左宗棠的出道，恐怕还得晚上几年，甚至能不能保命，都很悬乎。
第15节：再点儿背，也是有机会的！
（二）再点儿背，也是有机会的！——学会营销自己
左宗棠不是一个经历很顺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点儿背，是真正地经历了一场精彩的营销战，才见了彩虹的。
小时候，父母都没了，家里又穷，他是被亲戚接济着长大的。他特别地用功，似乎知道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二十岁就中了举人，摆脱了拿锄把的命运。
接下来，又点儿背了。连续三次参加考试都没能中进士，其中有一次竟然是因为湖南的名额多了一个，而湖北的名额少了一个，所以硬把左宗棠的试卷撤了下来换了一个湖北人。可见这招生的地域歧视害死人。在当时，人们对中进士是非常看重的，连几乎为圣人的曾国藩一生也为只得了个“同进士”而耿耿于怀，所谓“同进士”者，“如夫人”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同等学历”或“在职研究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可左宗棠却连个“同进士”都没有得到，心情郁闷可见一斑。
但左宗棠不愧是左宗棠，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他18岁就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而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一肚子才华是攒出来了，关键是能卖成吗？”我们不禁追问道。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幸亏当时清政府没有扩招，不然的话我们的左宗棠不会有后来的练兵才能，中国收复新疆也就成了一个未知数了。左宗棠在出任骆秉章的幕僚之时，已是不惑之年了，等他自己出任浙江巡抚，建功一方时已经50多岁了，比其同乡同岁好友胡林翼晚多了，比李鸿章也晚好几年，属于大器晚成。就平常人来说，谁也不愿意大器晚成，但是左宗棠一没能中进士，二家里又没钱，因此无官职可任，也就无法发挥自己的才干。所以，经常发发牢骚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说他的坏脾气就是从此养成的，却缺乏证据。性格乃天生，但是这样的经历无疑对其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攒出来的一肚子才华还是卖成了，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当时两江总督陶澍，是非常有影响的封疆大吏，干了十余年总督，政绩好，声誉好，眼光更好。胡林翼年轻的时候，比较色，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但是陶澍认定其为非凡之材，一心培养，还招了他当女婿；左宗棠区区一准处级干部，陶澍认定其将来才能要超过自己，因此执意要将其子与左宗棠之女结亲。后来，晚清“中兴四大名臣”，陶澍一家子占了两个，古今中外，有如此眼光的人能有几个？
事情得从头细说。1837年，陶澍回老家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即将咸丰皇帝为其亲笔题写“印心石”巧妙地包含在对联中）。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说全县气派的山和清澈的河，都是因陶公的浩然正气而生。这马屁拍得真绝了。
果然，老陶很爽，当即提出要见见作者，并与左宗棠彻夜长谈。搞了一个晚上的才华show后，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陶公借着高兴劲儿，也就答应了。
于是，一个准处级干部，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厅级助理。
这事儿吧，看起来很偶然，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实际上并非偶然。你想，全县识字的人至少上几万吧，诗作得好的怎么着也上百吧。为什么中彩头的偏偏是左宗棠呢？还不是因为人家写了，画了，往墙上挂了。人家就坚信老陶会回来的。就像老话说的，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所准备的人。生活中的事例就更多了。您办公室里有吗？
《左宗棠克复杭州战图》OK，所以，升官难，也不难，关键看你怎么运作。运作得恰到好处，一天等于二十年。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唯一的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野心也开始膨胀了，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当然仅仅夸夸其谈并不能证明什么，真正的才干是要在实际中锻炼出来、显现出来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名声，谁又给你机会去历练呢？
第16节：活既要干得漂亮，还要干净
（三）活既要干得漂亮，还要干净。
左宗棠终于找到了雇主，一肚子才华可以卖给帝王家了。拿了俸禄，自然要干活。那时的大清已经是内外交困了，当官的活儿也格外地多。
咸丰年间，闹起了长毛，老左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下，筹划抵抗太平军。他一方面要调拨军队，另一方面还要搞后勤，为此是费尽心思。当时，很多人为了搞军费，采取了种种手段，加税、滥印钞票，想尽了辙儿。而左宗棠没这么损，主要采取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的科学方法，支撑了军费的大量支出。
他还改革了税法。以前湖南征税体制很乱，浮收滥取、居中盘剥，百姓苦得很。老左就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规定：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外，加纳一倍作军费，再加纳四钱充县政费用，以前的其他加派一律废除。这样每石纳银不过三两，全省岁赋增加，但百姓负担减少。
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算部委司局级干部了。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
可见他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活干得漂亮又干净。给大清这样的政府办事，这点格外重要。梁家辉在电影《黑金》中演了黑帮大哥，有句台词很彪悍：“政府拿我们这些黑社会当尿盆，想用的时候就好话好说，用完就嫌你脏，必要时就扔了你。”左宗棠永远不会吃这种亏。
第17节：心照不宣的驭主术
（四）心照不宣的驭主术
很久以来，曾左交恶就成了晚清的一段谁也说不清的“公案”。
按理说他们就算成不了好朋友，也不至于弄到形同水火的地步。曾左二人是湖南同乡，当年曾国藩在湖南办湘军时，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曾国藩后来在太平天国的场子中发达起来，督两江，领四省，旗下幕僚更是人才济济，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人气那是相当地旺。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在骆秉章那儿几年“代省长”的出色工作，此时已名满天下。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于咸丰九年遭人陷害后虽然大难不死，但是深感官场险恶，忧心忡忡便决定暂且引退。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年1月12日）离开湖南巡抚衙门，结束了他长达八年的幕府生涯。第二年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由英山抵达宿松。
这时，胡林翼进驻英山，曾国藩扎营宿松，正准备全面进攻太平军在安徽太湖、潜山的据点。接下来的事情就很自然了。左宗棠拜见了曾国藩，便留其幕中。不久，曾国藩奉到咸丰帝的寄谕，特询：“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与左宗棠虽然性情、脾气并不相投，但交情颇重，对左宗棠身被诬陷十分同情，只因他贯于明哲保身，为人小心谨慎，一直未出面说情。这时，见“天心大转”，便立即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大佬就是大佬，面子那是相当地大。很快，朝廷即发下谕旨，授予左宗棠四品卿衔，帮助曾国藩办理军务。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开始他的事业，虽然发达较晚，但是左宗棠总算是跟对了人。曾国藩这个人，过于小心谨慎，因此雪中送炭不敢，但是他却非常乐意于锦上添花，帮助其幕僚成功。如果说当左宗棠被人陷害时曾国藩不敢援救有私心，那么当左宗棠投靠曾国藩后，曾国藩却是竭尽全力为其创造机会助其成功，可见此时对左宗棠已是毫无私心。当时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独当一面的帅才，如果去四川，只能是寄人篱下，和他当时在湖南没什么区别，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而攻克安庆以后，湘军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终于腾出手来解决浙江问题了。而派谁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曾国藩再一次想到了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终于自立门户，拥有了进一步发挥自己才干的天地，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曾国藩真是伪君子，真有私心，他大可以把左宗棠留在幕府中“雪藏”起来，让其有苦难言。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人表面和善私下充满了矛盾的暗礁。曾国藩讲究个人修养，是个理学家，平时不用说，处处显得很“面”。而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左喜欢快刀斩乱麻，曾喜欢慢工出细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左宗棠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因此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甚至狠毒。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曾国藩曾作一语调侃左宗棠：“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将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进去，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左宗棠却受不了这一“恶补”，甚至有点恼羞成怒，便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因而打出一记刚猛的重拳：“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也将曾国藩的姓（曾）和名（国藩）嵌入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虽然对得工整，但是言语却显恶毒。天长日久，嫌隙渐生。
如果说这些都是日常的小矛盾的话，那么天京城被攻克后，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就是二人从此产生了天大矛盾的根源。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江南匪焰将熄，于是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
不想左宗棠也密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有邀功请赏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于是两人一时之间你来我往，大打口水战。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十几年的交情付诸东流。
但同为一代名臣，始终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
骆秉章一看情况不好，马上上折子，陈述冤情，而官文是铁了心地要整左宗棠了，在奉旨之后马上要召左宗棠前往武昌，当场讯问。
由于此案事关重大，两湖官员，除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胡为左宗棠之世交好友）为之极力周旋外，都不敢出面调解。两年后，左宗棠在家信中回忆：“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可知当时情态如何紧急。
这时，肃顺听说了这件事。肃顺这个人，比较开明，虽是满人，但对汉人并不歧视，是最早主张起用汉人的满族大臣。湘军的兴起，胡林翼、曾国藩的被重用，都得力于他的极力支持。他的幕府中，也有许多汉人智囊团。肃顺看到朝廷密旨后，告诉了参谋郭嵩焘。郭嵩焘听后非常着急，因自己与左宗棠是老乡啊，但又不便出面讲话，乃请人向肃顺求救。肃顺表示：“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当时，郭嵩焘与侍读学士潘祖荫同值南书房，便请潘出面讲话。于是潘祖荫连上三疏，力陈其冤，他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潘祖荫的三次上疏，使案情迅速扭转。其时，胡林翼也上奏《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称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左辩驳。咸丰帝见到这些奏折，果然问肃顺：“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乘机答道：“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官文等人见风转舵，上奏结案。一场争斗终于化险为夷。
祸事变成了好事，可见一个人要成功，不仅要讲究朋友的数量，更要重视质量。有一个肯两肋插刀的朋友，强过一个连的酒肉朋友啊。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就是这么来的。若无这句广告，左宗棠的出道，恐怕还得晚上几年，甚至能不能保命，都很悬乎。
第15节：再点儿背，也是有机会的！
（二）再点儿背，也是有机会的！——学会营销自己
左宗棠不是一个经历很顺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点儿背，是真正地经历了一场精彩的营销战，才见了彩虹的。
小时候，父母都没了，家里又穷，他是被亲戚接济着长大的。他特别地用功，似乎知道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二十岁就中了举人，摆脱了拿锄把的命运。
接下来，又点儿背了。连续三次参加考试都没能中进士，其中有一次竟然是因为湖南的名额多了一个，而湖北的名额少了一个，所以硬把左宗棠的试卷撤了下来换了一个湖北人。可见这招生的地域歧视害死人。在当时，人们对中进士是非常看重的，连几乎为圣人的曾国藩一生也为只得了个“同进士”而耿耿于怀，所谓“同进士”者，“如夫人”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同等学历”或“在职研究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可左宗棠却连个“同进士”都没有得到，心情郁闷可见一斑。
但左宗棠不愧是左宗棠，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他18岁就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而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一肚子才华是攒出来了，关键是能卖成吗？”我们不禁追问道。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幸亏当时清政府没有扩招，不然的话我们的左宗棠不会有后来的练兵才能，中国收复新疆也就成了一个未知数了。左宗棠在出任骆秉章的幕僚之时，已是不惑之年了，等他自己出任浙江巡抚，建功一方时已经50多岁了，比其同乡同岁好友胡林翼晚多了，比李鸿章也晚好几年，属于大器晚成。就平常人来说，谁也不愿意大器晚成，但是左宗棠一没能中进士，二家里又没钱，因此无官职可任，也就无法发挥自己的才干。所以，经常发发牢骚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说他的坏脾气就是从此养成的，却缺乏证据。性格乃天生，但是这样的经历无疑对其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攒出来的一肚子才华还是卖成了，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当时两江总督陶澍，是非常有影响的封疆大吏，干了十余年总督，政绩好，声誉好，眼光更好。胡林翼年轻的时候，比较色，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但是陶澍认定其为非凡之材，一心培养，还招了他当女婿；左宗棠区区一准处级干部，陶澍认定其将来才能要超过自己，因此执意要将其子与左宗棠之女结亲。后来，晚清“中兴四大名臣”，陶澍一家子占了两个，古今中外，有如此眼光的人能有几个？
事情得从头细说。1837年，陶澍回老家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即将咸丰皇帝为其亲笔题写“印心石”巧妙地包含在对联中）。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说全县气派的山和清澈的河，都是因陶公的浩然正气而生。这马屁拍得真绝了。
果然，老陶很爽，当即提出要见见作者，并与左宗棠彻夜长谈。搞了一个晚上的才华show后，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陶公借着高兴劲儿，也就答应了。
于是，一个准处级干部，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厅级助理。
这事儿吧，看起来很偶然，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实际上并非偶然。你想，全县识字的人至少上几万吧，诗作得好的怎么着也上百吧。为什么中彩头的偏偏是左宗棠呢？还不是因为人家写了，画了，往墙上挂了。人家就坚信老陶会回来的。就像老话说的，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所准备的人。生活中的事例就更多了。您办公室里有吗？
《左宗棠克复杭州战图》OK，所以，升官难，也不难，关键看你怎么运作。运作得恰到好处，一天等于二十年。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唯一的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野心也开始膨胀了，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当然仅仅夸夸其谈并不能证明什么，真正的才干是要在实际中锻炼出来、显现出来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名声，谁又给你机会去历练呢？
第16节：活既要干得漂亮，还要干净
（三）活既要干得漂亮，还要干净。
左宗棠终于找到了雇主，一肚子才华可以卖给帝王家了。拿了俸禄，自然要干活。那时的大清已经是内外交困了，当官的活儿也格外地多。
咸丰年间，闹起了长毛，老左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下，筹划抵抗太平军。他一方面要调拨军队，另一方面还要搞后勤，为此是费尽心思。当时，很多人为了搞军费，采取了种种手段，加税、滥印钞票，想尽了辙儿。而左宗棠没这么损，主要采取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的科学方法，支撑了军费的大量支出。
他还改革了税法。以前湖南征税体制很乱，浮收滥取、居中盘剥，百姓苦得很。老左就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规定：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外，加纳一倍作军费，再加纳四钱充县政费用，以前的其他加派一律废除。这样每石纳银不过三两，全省岁赋增加，但百姓负担减少。
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算部委司局级干部了。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
可见他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活干得漂亮又干净。给大清这样的政府办事，这点格外重要。梁家辉在电影《黑金》中演了黑帮大哥，有句台词很彪悍：“政府拿我们这些黑社会当尿盆，想用的时候就好话好说，用完就嫌你脏，必要时就扔了你。”左宗棠永远不会吃这种亏。
第17节：心照不宣的驭主术
（四）心照不宣的驭主术
很久以来，曾左交恶就成了晚清的一段谁也说不清的“公案”。
按理说他们就算成不了好朋友，也不至于弄到形同水火的地步。曾左二人是湖南同乡，当年曾国藩在湖南办湘军时，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曾国藩后来在太平天国的场子中发达起来，督两江，领四省，旗下幕僚更是人才济济，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人气那是相当地旺。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在骆秉章那儿几年“代省长”的出色工作，此时已名满天下。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于咸丰九年遭人陷害后虽然大难不死，但是深感官场险恶，忧心忡忡便决定暂且引退。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年1月12日）离开湖南巡抚衙门，结束了他长达八年的幕府生涯。第二年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由英山抵达宿松。
这时，胡林翼进驻英山，曾国藩扎营宿松，正准备全面进攻太平军在安徽太湖、潜山的据点。接下来的事情就很自然了。左宗棠拜见了曾国藩，便留其幕中。不久，曾国藩奉到咸丰帝的寄谕，特询：“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与左宗棠虽然性情、脾气并不相投，但交情颇重，对左宗棠身被诬陷十分同情，只因他贯于明哲保身，为人小心谨慎，一直未出面说情。这时，见“天心大转”，便立即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大佬就是大佬，面子那是相当地大。很快，朝廷即发下谕旨，授予左宗棠四品卿衔，帮助曾国藩办理军务。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开始他的事业，虽然发达较晚，但是左宗棠总算是跟对了人。曾国藩这个人，过于小心谨慎，因此雪中送炭不敢，但是他却非常乐意于锦上添花，帮助其幕僚成功。如果说当左宗棠被人陷害时曾国藩不敢援救有私心，那么当左宗棠投靠曾国藩后，曾国藩却是竭尽全力为其创造机会助其成功，可见此时对左宗棠已是毫无私心。当时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独当一面的帅才，如果去四川，只能是寄人篱下，和他当时在湖南没什么区别，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而攻克安庆以后，湘军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终于腾出手来解决浙江问题了。而派谁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曾国藩再一次想到了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终于自立门户，拥有了进一步发挥自己才干的天地，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曾国藩真是伪君子，真有私心，他大可以把左宗棠留在幕府中“雪藏”起来，让其有苦难言。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人表面和善私下充满了矛盾的暗礁。曾国藩讲究个人修养，是个理学家，平时不用说，处处显得很“面”。而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左喜欢快刀斩乱麻，曾喜欢慢工出细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左宗棠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因此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甚至狠毒。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曾国藩曾作一语调侃左宗棠：“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将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进去，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左宗棠却受不了这一“恶补”，甚至有点恼羞成怒，便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因而打出一记刚猛的重拳：“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也将曾国藩的姓（曾）和名（国藩）嵌入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虽然对得工整，但是言语却显恶毒。天长日久，嫌隙渐生。
如果说这些都是日常的小矛盾的话，那么天京城被攻克后，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就是二人从此产生了天大矛盾的根源。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江南匪焰将熄，于是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
不想左宗棠也密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有邀功请赏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于是两人一时之间你来我往，大打口水战。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十几年的交情付诸东流。
但同为一代名臣，始终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