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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段祺瑞如果不是投到袁世凯手下,则此后际遇能否如此腾达真在未料之数。段祺瑞因为袁称帝而和袁闹翻,袁克定一度有不利于段的举动,袁知道以后将袁克定训斥一顿,说段是家里人,不要什么事情没做就先家里人内讧了,段这才保住一命。不料袁死后,反而是段祺瑞对袁的威望和名声竭力维护。有人不解,段于是说起一段小站往事。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时候,重要军官提拔都要经过考试,袁已经先后经过考试将王士珍、冯国璋提拔上来,段祺瑞虽然才干过人,但不是个考试型人才。高级军官名额有限,再不考上,眼看就要收拾行李回老家了,段祺瑞愁得睡不着觉。正痛苦着,又一次机会来了,老袁看上了他的价值增长,于考前偷偷将段祺瑞叫到自己房中,嘱咐他好好复习,还“漏了题”。结果,第二天的考试题目,果然就是预先准备的。经此一番“考试”,段祺瑞感激得五体投地,从此对袁忠心耿耿。
  老袁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比如吃饭这样的小事,他在家吃饭吃到一个红烧大蹄髈,会吩咐侍从端一碗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大总统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让将军尝一尝。”甚至他早上吃个奶酪,也会吩咐送一份到冯国璋家里。有这样的上司,这部下只要有点血性,谁还不心怀感激?
  袁世凯对他的许多心腹,高一级的如有“北洋三杰”之称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次一级的如曹锟、张作霖等都使用过类似手段。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有一次时任师长的张作霖由东北来京谒见,当时袁的办公室内陈列着四块金表。每块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袁在和张谈话时发现张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当场就送给了他。北洋军之所以除了袁之外,谁都无法驾驭,这套驭人之术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第40节:精英意识和草莽精神,哪个都不能少
  (五)精英意识和草莽精神,哪个都不能少
  当我读余华的《兄弟》时,是当成励志的东西读的,李光头,绝对是个有精英意识和枭雄作风的男人,他不成功才怪呢。顾维钧笔下的袁世凯,无疑也是这样的形象。他这样写道:
  “我对袁世凯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给我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没有掌控命运和事物发展的精英意识,是不会成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家的。正如拿破仑说的,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往上“爬”的政治家也不是好政治家。不过,同样往上攀登,意图却可能大相径庭。有些人是为了实践自己的信仰,有些人则纯粹是为了享受那种掌握权力所带来的快感。很难说袁世凯属于哪一类,也许将他归入后者比较恰当。
  老袁在洹上村隐居时有几首故作闲散的诗。有一首题名《登楼》的五绝: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一首小诗,时人的评价是“有曹阿瞒横槊赋诗的气度”。登小楼而觉太行为低,则他眼界之高,志向之远,不是常人可窥测的了。那么他到底要爬到什么地方,才不觉得自己所处地位之低呢?这诗在那些喜欢兴“文字狱”的人看来,似乎透露出袁世凯的“不臣之心”。有些人说袁世凯生来就是个奸臣,他很早就有当皇帝的想法,所以清末民初抓权弄权的种种作为,都是为他的登基做准备。这个说法有点像算命术,好像能算准来世今生一样,恐怕武断太过。但袁世凯对权势和功名的炽热追求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为此可以不惜使出任何手段。也许这就是他被当时和后世的人斥为权臣、奸臣的一个原因吧。
  看袁世凯对权位热衷到什么程度,只要比较他和翁同龢、瞿鸿玑三人被清廷罢斥时的不同情状就行了。这三人都是汉人,又都是在军机大臣任上被清廷斥退回原籍的。
  翁同龢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因为得罪慈禧而被罢官,这一天有旨,先让他待在宫外。翁同龢私下想,自己的处分最重也不过是如甲申年恭王那样被赶出中央,甚至开去各项差使而已。结果诏书一下,他当场就捧着诏书哭了起来,因为他的处分不止是开去本兼各职,而且是被赶回老家,由地方官严加看管,以帝师之尊,等于斥逐,没有任何掩饰的礼貌言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袁世凯和瞿鸿玑斗法,结果瞿鸿玑落败,被放归原籍。当时正是炎炎夏日,枢廷各大臣来到宫中稍微早了点,都解下冠带,在室内休息。等到诏书从宫中下来,大家都拥上来围观。瞿鸿玑本来学问很高,年富力强,稍微扫了一眼就将内容看得明明白白,看完就束带整冠,入宫内谢恩,谢完恩从容出来,没说一句话。宣统元年,轮到袁世凯也被放归原籍。当天军机处已经散直了,摄政王又召世续和张之洞两人入内,将诏书给他们看,这上面的言词和处分比后来实际发布的要严厉得多。世续力争,才为袁世凯争得“开缺回籍”的处分。
  袁世凯看到诏书的时候,满面皆赤,强作笑容地说:“天恩的确浩荡!”当时正在办慈禧和光绪的丧事,袁世凯为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要轮日值班,这时候他忽然记起这件事来,说:“今天我当值,怎么办?”世续说:“我替你吧。”袁世凯半跪一下表示谢意,然后匆匆回家作自己的打算。听到这一消息,袁世凯家里人慌作一团,劝他马上到国外去,袁开始犹做镇定状,后来子女妻妾都跪求,他也慌了,急忙叫张镇芳来计议出逃一事。第二天清早就换装秘密出奔到天津,戴着墨镜,火车坐的还是三等车厢。后来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赵秉钧向他报信,说张之洞说的,“袁宫保还没有向皇上和太后谢恩呢”。他这才惊醒,看来张之洞认为他不至于丢命,自己出逃得太慌张,连基本的君臣礼仪都置诸脑后了,忙又偷偷溜回北京去宫中“谢恩”。要是这一次袁世凯按照原来想的出逃国外,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倾覆大清王朝的袁宫保了。
  翁同龢当场老泪纵横,那是觉得自己被斥退得太没面子。他这样的名士儒生,感时伤世,入世出世,图的只是一个名声,缺乏草莽精神。瞿鸿玑磊落大方,从容沉静,他志在匡时济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毫不恋栈,有古君子之风。而袁世凯这时候忽然想起守丧轮值这样的小事来,其心慌意乱、悻悻不甘之情溢于言表。心理学家也许会说,袁世凯这时候是近乎本能地想找个借口留下来。他之所以狼狈潜逃,是存着“留得青山在”的打算的。
  政治斗争就和贴身肉搏差不多,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气来自何方?没点草莽精神是不行的。
  袁世凯既然对权位的欲望如此强烈,那么指望他成为忠臣烈士是有点勉为其难了,因为凡是将权力看做第一原则的人,是不会为信仰牺牲权力的。后人评定汪精卫一生的多变,谓其“有野心,无宗旨”。这一评语恐怕世凯也是“庶几近之”。袁世凯不是大清朝的忠臣,他也没有打算做大清朝的忠臣。
  其实,早在辛亥革命前很久,袁世凯就暗地里支持革命党,他实际上是排满倒清的主动人物,而且是真正的实行家。这一袁氏幕僚于“洹上之墓草青矣”之后道出的密闻,乍一闻颇有石破天惊之感。然而了解袁氏对权力的狂热追求和为此习得的腾挪手段后,则这样的事对袁世凯来说也无足为奇。
  原来,自庚子之变后,革命风起云涌,大清被迫以新政作秀。袁世凯是个对新事物兴趣极浓的人,表现得很积极,锐意改革,但他做起来才发觉自己的孤立无援。他也看出,清廷的气数已尽,不可救药。他对大清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志向抱负,都改变了,用其亲信的话来说,就是“始有予智自雄之意”。在这之前,他还想着在满清王朝这个台子上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自此之后,则有另起炉灶的打算了。因为,满人朝廷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而凭他的习性,他决不会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从此,他大力招揽“海龟”,抓人才。
  开始的时候,他的手下还不明白个中奥妙,很久之后,谜底才揭开。袁世凯是在“养士”。江浙一带的村中老太婆,在家中蓄养非亲非故的幼女,养大了,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卖了,俗语说这样的女子为“瘦马”,用意跟养士差不多。袁的“养士”,是现在收买这些革命党人,图着以后可以加倍生“利”。后来,他真的做成了这笔大生意。
  袁世凯曾发感慨:“皇上驾崩后,一定会有摄政王,而且,这摄政王恐怕要跟我计较以前的事,不顾大局,我的事恐怕要遇挫折。我这话要说不中,大清朝尚可支拄残局,要是不幸言中了,则一定有那些愿意同归于尽的。檀道济说‘坏汝万里长城’,他跟我为仇,他能得到什么好处!”这话微言大义,让后人听了,真不寒而栗,不得不感叹袁世凯心计之深,计虑之远,真正是雄才大略,寥廓恢弘。他是不会做那与大清朝“同归于尽”的人的。如果后来的摄政王果然有谋国之才,则恐怕不会贸然罢斥袁世凯:他要么干净利落除掉袁以绝后患,要么效法当年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故智,反而更加倚袁为干橹。袁氏固然不是什么忠臣,但要他自己举兵造反则还有点难为他。他的确像曹操,曹操权位过于皇帝,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终其一生,他大概惧于言论,没有做出废立自代的事来,曹操之得魏武帝这一帝号,还是拜他取汉而代之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所赐。
  结果摄政王见识短浅,优柔寡断,对袁的处置两不搭界,反而激起他的不臣之心。最后,大清完了。
  袁世凯,这个具有着精英意识和草莽精神的枭雄,到底不是大清的救命稻草。
  第41节:气度决定了格局
  (六)气度决定了格局
  袁世凯在今后的日子里,牛气烘烘的根本在于拥有最精锐的六镇北洋军,并且,全部都是他的心腹掌管的,朝廷根本就调动不了。所以,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选择实际上就成了大清的选择。是跟革命党死磕,还是另谋企图?这时的袁世凯,显现了枭雄的气度和眼界。他想的是最高政权。袁世凯玩起了“两头敲(敲诈清室和革命党)”来夺取权力。
  他先是暗示清朝政府和革命军队谈判,然后他私下和革命军队谈判,就是现在教科书上说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袁世凯要让革命军承认他当总统。其实在那个靠实力说话的年代,除了袁世凯,中国有哪个人能坐上这个位置呢?
  当一切都谈拢了之后,袁世凯再次展示了他的战略眼光,他回绝了手下的馊主意,决定了“婊子要当,牌坊也要立”,他给了清朝王室优厚的经济待遇,进行了赎买,有效地安抚了清朝满族上层的情绪,毕竟人家已经统治过中国二百多年,影响还是有的。而钱,对于老袁是算不得什么的。说他沽名钓誉也好,虚伪也好,说他为人大度也好,不可否认的是,袁的这一“气度”,让中国的近代史减少了许多血腥杀伐的暴戾气息。
  袁世凯的气度,不管是真有这份涵养,还是一种投机,反正是发挥了极其有效的作用。在上台后,他也屡屡表现了这一点,以至于当时不少人对未称帝时的老袁印象很好。
  有个故事流传得很广,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素以狂狷著称,曾拿袁世凯所颁的勋章当扇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把袁世凯骂得狗血淋头。这要换成别人,早就派手下收拾他了,但袁世凯竟没有这样做,而是忍了,而且也没有秋后算账。这件趣闻,大家是当章太炎的名士派头来津津乐道的,却忽视了老袁的不俗表现。
  无独有偶,史学大师王辏г耍痹揽幢僖芰资保鋈蛟募勐耄υ诘腔翱悍苤械脑揽笙补犊鹩Γ⑶蚁雀妒逋虻亩ń稹=峁被实鄣氖旅怀桑蹶'运自然也没帮上忙,但他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就派自己的老仆周妈来北京找老袁要账。袁世凯此时心情很糟,当然不愿意给钱了,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拒绝了。周妈却不肯,很有韧性地纠缠起来,天天到袁府闹事,话讲得难听。事情闹得很僵,影响也很恶劣。袁忍无可忍了,就派手下吓唬这位讨债的,老太太见此,更怒了,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大骂。袁枭雄居然又忍了,把周妈请进家里,管吃管喝管玩,本想以此来收买周妈,但周妈吃也吃,喝也喝,却照样要债不误。在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终于不得不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大家也都是当笑话看,取笑老袁的尴尬与郁闷。其实也不然,要是换成别的军阀,哪有这样精彩的戏——十个周妈也脑袋搬家了。
  至于宋教仁一案,与袁的关系也很扑朔迷离。“不是手底下的故意自为,就是会错了袁意。宋教仁曾被认做袁党,袁也一度想把总理一印交掌宋氏。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态度,不过是蒋介石对林彪或者周恩来的态度,最多是恨不为己所用罢了,下杀心恐怕还差点直接证据,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可孙中山一怒就兴兵讨伐,且不说不符合民国制度,开了后来混战之乱局,实在让人郁闷。”(燕三飞《袁世凯宋教仁们的一点是是非非》)
  “宋教仁到死也没怀疑到袁世凯头上,死前写下信札一封,寄给了袁世凯,信中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尤生之年。’”(原载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民立报》,转载自唐德刚《袁氏当国》)
  袁世凯是与曾国藩截然不同的一种典型。他出身比左宗棠还寒碜,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有,也谈不上有什么学问,但最终却能成就曾国藩未能成就的事业,并且在晚清的汉臣中,以他的文凭、背景,能做到这一地步的,是绝无仅有了。
  看来,老袁能做大做强,形成天下之优势格局,在于能忍常人之不能忍,这也是一种强势的策略。袁世凯的才能是值得肯定的,否则也就不能在那个历史风云变幻的时代崛起。他的权谋机变、他的包容气度是可以看出来的,尤其从他识人用人之术可以看出来。他的手下真正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人才济济有容乃大。
  引袁世凯自己写的一首诗为本章作结: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第42节:成大事者,一半在天
  第八章
  翁同龢:搅局之王
  帝师翁同龢是个职业的“搅局者”,如果碰到这样的对手,你得加倍小心,因为这种人难对付。这难就难在他就像一个刺猬一样,你找不到地方下嘴,但是他却能随时刺你一下,让你不得安生。翁同龢出身名门望族,是两朝帝师,身世显赫,家道殷实,不贪钱财,所以无欲则刚,不怕“纪委”来查,而且是南派清流领袖,占据了道德高位,随时都能放你一炮。所以这时他的中心工作就是拆对手的牌,只要你李鸿章、荣禄和不了,那就等于是我翁同龢和了。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是有人讽刺李鸿章和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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