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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以为是何地呢？”
“是司州，是黄河以南的大片失地。这是陛下所魂牵梦饶的！”司州原治所在洛阳，后来被北魏占领。
刘义隆无言地看着他。
“五胡乱华，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中原地区，一直沦没在魏虏的铁骑下。先皇聪明神武，哀济群生，灭了姚泓以后，准备踏平北方，统一天下，使久困之民归于正化，但最终事与愿违，天下之人，只能仰德抱悲。少帝景平初年，先帝陵土未干，魏虏乘丧南犯，侵占我黄河以南大片土地，有识之士，谁不扼腕！但是景平时当政者徐、傅等人，所任并非其才，大敌当前，却只顾纷扰京都，无暇顾及先皇托付，终致孤城沦陷，徐、傅等却不肯救助，致使忠烈之士，囚于荒漠，长河三千，反落寇手！河南之地，一战沦亡，此国耻宜雪，朝野同心！而河南自落入敌手，百姓备受蹂躏，征调赋税，没有终了；若征求不得，魏虏则滥杀百姓，河南之民，家破人亡。这也是仁者所切齿痛心的！”
谢灵运说得很激动，刘义隆专注地听着，在谢稍停时，就问谢：
“对此，卿有何高见呢？”
“愚臣以为，今贼魏拓跋焘又出兵西征夏。频繁征战，使魏虏师老于外，国内空虚，此时北伐，机不可失。若失此北伐良机，大宋将与魏相持下去；而魏虏屡经征战，势力范围将扩大，力量将得以增强。等到那时，大宋即使兵多食众，再想取魏，则非易事。”
刘义隆点头赞许。谢灵运又接着说：
“历观前朝，强国都以兼并弱小者为根本，古今圣贤，无不如此。古人有这样的话：‘既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过去曹魏虽强，但平定荆、冀二州，都是乘袁绍、刘表弱小；晋氏虽盛，但开拓吴、蜀之地，也乘葛、6衰落。这都是前世成事，今见于史册的。当年先帝平定姚泓之时，长驱滑台，席卷下城，魏虏失气丧魄，指日就尽，天下之人都以为魏虏当随姚氏而灭。可惜王镇恶、沈田子、王修诸将相互残杀，加以长安违律，潼关失守，这样使魏虏得以延缓岁月，时至今日，十多年了。如今魏虏攻夏，大宋两取其困，其势必如卞庄刺虎，一举两得！中原百姓期盼皇恩，如饥似渴，翘南望，时日已久。至于今日国家府藏，的确并不丰足，但是凡举大事，不必坐等国富兵强，贵在天时。现在兵器充满，兵力粗足，粮食无忧，和先帝时相比，条件更好。群臣中有人认为北伐之举得不偿失，这是不能成立的：中原人口，百万有余，田赋之沃，著自《贡》典，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强富之实，昭然可知。得中原，国力将大增。为国家长久计，怎能计较一战之费呢！”
“先帝远征姚泓，收复长安，但随即长安不能守；朕若兴兵伐河北，河北可守吗？”
时人所说的河南河北，都是以中原地区的黄河为界：黄河南即河南，黄河北即河北。
“鉴于长安之败，陛下自然会担心河北难守。但依臣看来，长安与河北形势不同：关西百姓杂居，种族不一，加之远戍之军，处于新旧交替之际；而河北则不同：河北之民都是汉家旧户，几乎无杂人，况且那里地理形势连山阻隔，又有三关之险，守军若游骑长驱，则沙漠风靡；若驻军守塞，则安如山固！”
“卿以为，伐河北有必胜的把握吗？”
“晋武帝，不过一中等之主罢了，但恰逢吴后主孙皓暴虐荒乱，天授其福，加之谋臣献策，武将扬威，故能建功当年，天下一统。而今陛下聪明圣哲，天下归仁，文德与武功并振，霜威与素风俱举，加之宰辅贤明，诸王出众，州郡齐心，虎臣满朝，而天威远命，何敌不灭！魏虏拓跋氏，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臣见识肤浅，愿陛下早定大计。臣行将东归，但心中盼太平之道，期泰山之封。臣早已想和陛下陈说愚见，但担心所言荒谬，有污圣听；今蒙陛下赐假，臣将暂离京都，而抱此愚志，如骨鲠在喉，今日得以一吐为快，再无缺憾！”
谢灵运所言，有些是他人所曾说过的，有些是刘义隆所反复琢磨的，而有些新观点却给了刘义隆以很大启示，这也让刘义隆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正因为如此，刘义隆犯难了：去说服众人，让谢留下来？若留下来，又让他做什么？
等等再说吧。刘义隆沉思良久。
随后，刘义隆亲自把他送出太极殿。
走出宫殿的谢灵运，见皇上并没有因为自己今天的一席话而流露出什么挽留的意思，心中一片怅然。
第三十二章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谢灵运的《晋书》虽然没有写成，但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却在他费时三年之后终于完成。元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裴松之携带着《三国志注》及前一天写就的《上三国志注表》，晋见太极殿。
刘义隆在延请年近六旬的老臣入座后，就先看他的《上三国志注表》。
表疏上说，陈寿的《三国志》是不可多得的嘉史，但是不足在于疏略，记事时有脱漏。臣奉旨作注，上搜旧闻，旁采遗事：凡是陈寿所不载，事件却应该存录的，就无不尽取以补其缺；若同说一事却前后矛盾，如今又不能判断的，就一并抄录以备异闻；至于纰缪显然，言不合理的，就随后加以矫正；记事当否及陈寿之小失，臣都按愚意加以论辩。
刘义隆看罢上表，就随手拿起一卷。陈寿的《三国志》，刘义隆是熟记于心的，他要看看裴松之是如何随后加以矫正并加以论辩的。他翻看到《吴书》中记孙权之子孙奋被后主孙皓诛杀一节。
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民间传言孙奋将做天子，孙皓因此疑忌他，将他禁锢在吴城，孙奋的儿女年至三十四十尚不得嫁娶。裴松之随即矫正道：
“臣松之按：建衡二年至孙奋之死、孙皓即位，时间相隔不久。若孙奋未被疑之前，儿女年约二十，至孙奋死时，不得年三十、四十；若先已长大，自身失时未能婚娶，则不由皓之禁锢。此虽想增孙皓之恶，然不合情理。”
刘义隆又拿起《蜀书》注。陈寿在《后主传》的“评”中，称赞诸葛亮在后主即位至驾崩十二年间未改“建兴”年号，又称赞诸葛亮屡屡征战却不随便下赦令，而诸葛亮死后这种制度就渐渐改变了。
裴松之先引《华阳国志》的记载：有人责怪诸葛亮吝惜赦令，诸葛亮回答说：治世凭大德，不凭小惠，因此前汉匡衡、后汉吴汉不愿下赦，先帝也说在和陈元方、郑康成交往时，常见启告，尽知治乱之道，但始终不谈赦免一事；而刘表、刘璋父子，年年下赦令，然而对于治理又有何益！裴松之论辩道：
“‘赦不妄下’，的确可以称道。至于建兴年号十二年沿用，所言未当。案，后汉光武帝建武年号沿用三十二年，献帝建安年号沿用二十五年，都是久而未改，未闻前史以此为美谈，十二年未改又何足称道！莫非别有他意，今人不能得知？亮死后，延熙年号沿用二十余年，陈寿说此制渐改，事实并非如此。”
刘义隆看得兴趣盎然，甚至不觉得有垂手而立的侍臣们。
他翻看着，他想看看有关诸葛亮的裴注，诸葛亮是他感兴趣的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写到诸葛亮劝刘备即帝位后，裴松之注引《蜀记》记载：晋初扶风王司马骏镇守关中时，和他的部将谈论诸葛亮。其时部将大多讥讽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只有金城人郭冲认为诸葛亮英明过人，甚至过前世贤相管仲、晏婴，只是功业未成而已。诸将听后颇感疑惑，郭冲就列举了诸葛亮隐没不闻于世的五件事，诸将这才不再疑惑，扶风王也认为郭冲所言为是。裴松之认为郭冲《条诸葛亮五事》，都很可疑，于是对五事分别加以诘难。
其中第一件事，说诸葛亮严刑峻法，导致上下怀怨，法正就谏他应该有所弛缓。诸葛亮辩称，只有如此，才能上下有节，治国之道，尽在于此。裴松之诘难：
“法正在先主前死，今称法正谏，则先主仍然在世。诸葛亮身为股肱之臣，事归元，刑政赏罚，不出于己。郭冲所述诸葛亮之辩称，则政出于己，这有违人臣自处之宜。以亮一贯谦顺作风，势必不然。”
第二件事是：曹操派刺客假意投奔刘备，刺客在和刘备谈论伐魏的形势时，很合刘备的心意，于是刘备渐渐亲近他。刺客正准备下手，诸葛亮进来了。刺客神色慌张，引起诸葛亮的注意，诸葛亮觉得他异于常人。一会儿刺客如厕，刘备对诸葛亮说：“刚刚得一奇士，此人足以辅君治国。”诸葛亮问奇士何在，刘备说就是刚离席之人。诸葛亮叹道：“窃观此客，色动神惧，奸形外露，邪心内藏，必是曹氏刺客！”于是立即派人去追，那人已经越墙而去。裴松之诘难：
“凡为刺客，都是暴虎凭河、死而无悔之徒。刘主既有知人之鉴，却受此客迷惑，则此客必为一时之奇士；既说此客‘足以辅君治国’，则应属诸葛一类人。凡为诸葛一类人，少有为他人充当刺客的，其主也知爱惜其才，必不投之于死地。况且此人不死，也应显达于曹魏。竟是何人，后来为何湮没而无闻？”
第三件事记空城计：诸葛亮驻扎在阳平时，派魏延诸军联合东下，只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二十万大军迎击，但与魏延错道而直向阳平城。相距六十里时，侦探禀告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诸葛亮也知道宣帝将至，情况危急，但前赴魏延，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于是将士失色，不知计从何出。诸葛亮却神情自若，命令军中偃旗息鼓，不得擅自走出营寨；又令大开四面城门，洒尘扫地。宣帝一向认为诸葛亮为人稳重，现在看见四门大开，怀疑城内有伏兵，于是撤军回到山中。次日，诸葛亮见其僚佐时拍手大笑，说宣帝必是疑有伏兵沿山而逃了。后来侦探回报，正如诸葛亮所言。宣帝事后获知实情，深以为憾。裴松之诘难：
“案，阳平在汉中。诸葛亮起初驻扎阳平，宣帝还在担任荆州都督，镇守宛城。至曹真死，才与亮相距于关中。魏曾派遣宣帝自宛城取道西城伐蜀，因遇大雨数日，才未成行。此之前后，未有于阳城交战之事。纵如郭冲所言：宣帝率大军二十万，又知亮兵少力弱，若疑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为何沿山而逃？
“案，《魏延传》：“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亮既不以魏延为万人帅，又如何如郭冲所言，使魏延率重兵在前而自己率轻弱自守？况且郭冲与扶风王司马骏谈论，显露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竟然说扶风王闻之称是。由此观之，郭冲《条诸葛亮五事》举引都不可信。”
第四件事记北伐：诸葛亮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望风而降；围天水，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回到蜀。蜀人都前往庆贺，诸葛亮面露忧色，向人致歉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口。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怎能不愧！”于是蜀人都知道了诸葛亮有吞魏之志，北出祁山，并非只为拓展疆土。裴松之诘难：
“亮有吞魏之心由来已久，并非因此事众人方知。况且此次师出无成，蜀将士伤残众多，三郡归降而不能守；姜维其人，天水匹夫，获之于魏无损；掳掠西县千家，并不能补街亭之失。蜀人以何为功，而竞相庆贺？”
在第五件事记魏明帝亲率大军征蜀而蜀人以一当十来报答诸葛亮之后，裴松之总评郭冲：
“孙盛、习凿齿一向喜好搜求异闻，无有遗漏，而都不载郭冲所言，可见郭冲之言乖谬不可信。”
刘义隆举起卷轴，满脸喜悦地看看裴松之，然后转向左右侍臣，说：
“此将不朽！此将不朽！”
刘义隆的预测的确体现了他的文史方面的见识。自那以后的一千多年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梁代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以及唐代李善的《文选注》，都因为保留了大量的古代典籍材料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受世人好评。
众人也都面露喜色，抱拳相贺。
老臣裴松之的脸上也泛出些许红光，转向陛下拜了拜，说：
“谢陛下！”
当即，刘义隆就任命他为永嘉这个大郡的太守。当年，谢灵运任永嘉只有一年就甩手不干，是因为他曾受庐陵王的赏识，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实际上，永嘉也是个不错的地方。
第三十三章 彭城王义康和东府城
在荆州时，彭城王刘义康就性好吏职，加之为人生性聪敏，虽然府州事众，狱讼繁多，但他都能随问对答，竟无违谬。等到入京以后，他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已经把司徒的位子让给了他，但他并不感到满足，因为王弘还是扬州刺史。
每每在茶余饭后，彭城王刘义康就有意无意地对左右说：“先帝遗言：宰相兼任扬州刺史，可配置甲士千人。”言下之意就是自己虽居宰相之位——司徒，但扬州刺史仍属他人。这话渐传渐远，直至王弘兄弟耳边。
那王弘原就志存谦退，只是皇上不许，才不得已任扬州，如今听了这话，于是再次上表求退，认为自己身荷重任，四载至今，既违前史量力之诫，又无古人进贤之美。皇上得表后，优诏不许。无可奈何，王弘就常常托病请假，众事都交给彭城王刘义康去办。
尽管如此，彭城王仍觉得自己不够名正言顺，加之王弘弟王昙担任侍中，是皇上的亲信，在宫中分了自己的权任，因此其不悦之情往往形于辞色。他曾经这样对左右说：“王公久病不起，国家多事，北有强虏，神州怎能卧病而治！”这不仅让王弘感到忧惶，且连其弟王昙也深感不安，于是王昙上表求外任，要求东行出任吴郡太守——虽然这之间相差两个品级。这当然不会得到皇上的批准。
先帝当初北伐后秦，刘义隆以十岁之龄任冠军将军、徐州刺史，镇守彭城，先帝任命王昙为府功曹，辅佐他；后来刘义隆镇守江陵，先帝又让王昙任长史，并且告诫他说：“王昙沉着坚毅有气度，是宰相之才。你每事都当咨询他。”少帝被弑，王昙又力劝刘义隆入京继大位，是刘义隆之宋昌；入宫以后，他成了刘义隆的左右手。朝廷平定了谢晦，在一次宴会上，刘义隆举杯为王氏兄弟劝酒，拍着御座说：“无卿兄弟，此座哪有今日！”其时，准备为王氏兄弟封爵的诏书已经写成，刘义隆令左右拿给王昙看。王昙说：“近日之事，祸难将成，但凭陛下英明果断，因此罪人得戮。臣等虽得以仰凭天光，效其微力，但哪可因国家之灾以为自身之幸！陛下即使想私宠臣等，但将如何面对直史呢？君举必书，哲王所慎！”刘义隆不能劝止，为兄弟二人封爵之事才停息下来。
此时王昙固求外任吴郡，刘义隆虽然还不能深知就里，但他估计这和其兄王弘为人谦退是一回事，于是对他说：“岂有欲建大厦而弃其栋梁的呢？贤兄近来屡屡称病，固辞扬州。纵使将来答应了他，这扬州之任非卿而谁！”王昙闻此言，心中默念不敢当。
求外任吴郡不成，王昙又建议其兄减扬州府兵力之半配给司徒府，这样，彭城王刘义康才稍感满意。
自东晋时起，人们习惯上称朝廷禁省为台?
“卿以为是何地呢？”
“是司州，是黄河以南的大片失地。这是陛下所魂牵梦饶的！”司州原治所在洛阳，后来被北魏占领。
刘义隆无言地看着他。
“五胡乱华，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中原地区，一直沦没在魏虏的铁骑下。先皇聪明神武，哀济群生，灭了姚泓以后，准备踏平北方，统一天下，使久困之民归于正化，但最终事与愿违，天下之人，只能仰德抱悲。少帝景平初年，先帝陵土未干，魏虏乘丧南犯，侵占我黄河以南大片土地，有识之士，谁不扼腕！但是景平时当政者徐、傅等人，所任并非其才，大敌当前，却只顾纷扰京都，无暇顾及先皇托付，终致孤城沦陷，徐、傅等却不肯救助，致使忠烈之士，囚于荒漠，长河三千，反落寇手！河南之地，一战沦亡，此国耻宜雪，朝野同心！而河南自落入敌手，百姓备受蹂躏，征调赋税，没有终了；若征求不得，魏虏则滥杀百姓，河南之民，家破人亡。这也是仁者所切齿痛心的！”
谢灵运说得很激动，刘义隆专注地听着，在谢稍停时，就问谢：
“对此，卿有何高见呢？”
“愚臣以为，今贼魏拓跋焘又出兵西征夏。频繁征战，使魏虏师老于外，国内空虚，此时北伐，机不可失。若失此北伐良机，大宋将与魏相持下去；而魏虏屡经征战，势力范围将扩大，力量将得以增强。等到那时，大宋即使兵多食众，再想取魏，则非易事。”
刘义隆点头赞许。谢灵运又接着说：
“历观前朝，强国都以兼并弱小者为根本，古今圣贤，无不如此。古人有这样的话：‘既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过去曹魏虽强，但平定荆、冀二州，都是乘袁绍、刘表弱小；晋氏虽盛，但开拓吴、蜀之地，也乘葛、6衰落。这都是前世成事，今见于史册的。当年先帝平定姚泓之时，长驱滑台，席卷下城，魏虏失气丧魄，指日就尽，天下之人都以为魏虏当随姚氏而灭。可惜王镇恶、沈田子、王修诸将相互残杀，加以长安违律，潼关失守，这样使魏虏得以延缓岁月，时至今日，十多年了。如今魏虏攻夏，大宋两取其困，其势必如卞庄刺虎，一举两得！中原百姓期盼皇恩，如饥似渴，翘南望，时日已久。至于今日国家府藏，的确并不丰足，但是凡举大事，不必坐等国富兵强，贵在天时。现在兵器充满，兵力粗足，粮食无忧，和先帝时相比，条件更好。群臣中有人认为北伐之举得不偿失，这是不能成立的：中原人口，百万有余，田赋之沃，著自《贡》典，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强富之实，昭然可知。得中原，国力将大增。为国家长久计，怎能计较一战之费呢！”
“先帝远征姚泓，收复长安，但随即长安不能守；朕若兴兵伐河北，河北可守吗？”
时人所说的河南河北，都是以中原地区的黄河为界：黄河南即河南，黄河北即河北。
“鉴于长安之败，陛下自然会担心河北难守。但依臣看来，长安与河北形势不同：关西百姓杂居，种族不一，加之远戍之军，处于新旧交替之际；而河北则不同：河北之民都是汉家旧户，几乎无杂人，况且那里地理形势连山阻隔，又有三关之险，守军若游骑长驱，则沙漠风靡；若驻军守塞，则安如山固！”
“卿以为，伐河北有必胜的把握吗？”
“晋武帝，不过一中等之主罢了，但恰逢吴后主孙皓暴虐荒乱，天授其福，加之谋臣献策，武将扬威，故能建功当年，天下一统。而今陛下聪明圣哲，天下归仁，文德与武功并振，霜威与素风俱举，加之宰辅贤明，诸王出众，州郡齐心，虎臣满朝，而天威远命，何敌不灭！魏虏拓跋氏，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臣见识肤浅，愿陛下早定大计。臣行将东归，但心中盼太平之道，期泰山之封。臣早已想和陛下陈说愚见，但担心所言荒谬，有污圣听；今蒙陛下赐假，臣将暂离京都，而抱此愚志，如骨鲠在喉，今日得以一吐为快，再无缺憾！”
谢灵运所言，有些是他人所曾说过的，有些是刘义隆所反复琢磨的，而有些新观点却给了刘义隆以很大启示，这也让刘义隆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正因为如此，刘义隆犯难了：去说服众人，让谢留下来？若留下来，又让他做什么？
等等再说吧。刘义隆沉思良久。
随后，刘义隆亲自把他送出太极殿。
走出宫殿的谢灵运，见皇上并没有因为自己今天的一席话而流露出什么挽留的意思，心中一片怅然。
第三十二章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谢灵运的《晋书》虽然没有写成，但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却在他费时三年之后终于完成。元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裴松之携带着《三国志注》及前一天写就的《上三国志注表》，晋见太极殿。
刘义隆在延请年近六旬的老臣入座后，就先看他的《上三国志注表》。
表疏上说，陈寿的《三国志》是不可多得的嘉史，但是不足在于疏略，记事时有脱漏。臣奉旨作注，上搜旧闻，旁采遗事：凡是陈寿所不载，事件却应该存录的，就无不尽取以补其缺；若同说一事却前后矛盾，如今又不能判断的，就一并抄录以备异闻；至于纰缪显然，言不合理的，就随后加以矫正；记事当否及陈寿之小失，臣都按愚意加以论辩。
刘义隆看罢上表，就随手拿起一卷。陈寿的《三国志》，刘义隆是熟记于心的，他要看看裴松之是如何随后加以矫正并加以论辩的。他翻看到《吴书》中记孙权之子孙奋被后主孙皓诛杀一节。
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民间传言孙奋将做天子，孙皓因此疑忌他，将他禁锢在吴城，孙奋的儿女年至三十四十尚不得嫁娶。裴松之随即矫正道：
“臣松之按：建衡二年至孙奋之死、孙皓即位，时间相隔不久。若孙奋未被疑之前，儿女年约二十，至孙奋死时，不得年三十、四十；若先已长大，自身失时未能婚娶，则不由皓之禁锢。此虽想增孙皓之恶，然不合情理。”
刘义隆又拿起《蜀书》注。陈寿在《后主传》的“评”中，称赞诸葛亮在后主即位至驾崩十二年间未改“建兴”年号，又称赞诸葛亮屡屡征战却不随便下赦令，而诸葛亮死后这种制度就渐渐改变了。
裴松之先引《华阳国志》的记载：有人责怪诸葛亮吝惜赦令，诸葛亮回答说：治世凭大德，不凭小惠，因此前汉匡衡、后汉吴汉不愿下赦，先帝也说在和陈元方、郑康成交往时，常见启告，尽知治乱之道，但始终不谈赦免一事；而刘表、刘璋父子，年年下赦令，然而对于治理又有何益！裴松之论辩道：
“‘赦不妄下’，的确可以称道。至于建兴年号十二年沿用，所言未当。案，后汉光武帝建武年号沿用三十二年，献帝建安年号沿用二十五年，都是久而未改，未闻前史以此为美谈，十二年未改又何足称道！莫非别有他意，今人不能得知？亮死后，延熙年号沿用二十余年，陈寿说此制渐改，事实并非如此。”
刘义隆看得兴趣盎然，甚至不觉得有垂手而立的侍臣们。
他翻看着，他想看看有关诸葛亮的裴注，诸葛亮是他感兴趣的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写到诸葛亮劝刘备即帝位后，裴松之注引《蜀记》记载：晋初扶风王司马骏镇守关中时，和他的部将谈论诸葛亮。其时部将大多讥讽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只有金城人郭冲认为诸葛亮英明过人，甚至过前世贤相管仲、晏婴，只是功业未成而已。诸将听后颇感疑惑，郭冲就列举了诸葛亮隐没不闻于世的五件事，诸将这才不再疑惑，扶风王也认为郭冲所言为是。裴松之认为郭冲《条诸葛亮五事》，都很可疑，于是对五事分别加以诘难。
其中第一件事，说诸葛亮严刑峻法，导致上下怀怨，法正就谏他应该有所弛缓。诸葛亮辩称，只有如此，才能上下有节，治国之道，尽在于此。裴松之诘难：
“法正在先主前死，今称法正谏，则先主仍然在世。诸葛亮身为股肱之臣，事归元，刑政赏罚，不出于己。郭冲所述诸葛亮之辩称，则政出于己，这有违人臣自处之宜。以亮一贯谦顺作风，势必不然。”
第二件事是：曹操派刺客假意投奔刘备，刺客在和刘备谈论伐魏的形势时，很合刘备的心意，于是刘备渐渐亲近他。刺客正准备下手，诸葛亮进来了。刺客神色慌张，引起诸葛亮的注意，诸葛亮觉得他异于常人。一会儿刺客如厕，刘备对诸葛亮说：“刚刚得一奇士，此人足以辅君治国。”诸葛亮问奇士何在，刘备说就是刚离席之人。诸葛亮叹道：“窃观此客，色动神惧，奸形外露，邪心内藏，必是曹氏刺客！”于是立即派人去追，那人已经越墙而去。裴松之诘难：
“凡为刺客，都是暴虎凭河、死而无悔之徒。刘主既有知人之鉴，却受此客迷惑，则此客必为一时之奇士；既说此客‘足以辅君治国’，则应属诸葛一类人。凡为诸葛一类人，少有为他人充当刺客的，其主也知爱惜其才，必不投之于死地。况且此人不死，也应显达于曹魏。竟是何人，后来为何湮没而无闻？”
第三件事记空城计：诸葛亮驻扎在阳平时，派魏延诸军联合东下，只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二十万大军迎击，但与魏延错道而直向阳平城。相距六十里时，侦探禀告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诸葛亮也知道宣帝将至，情况危急，但前赴魏延，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于是将士失色，不知计从何出。诸葛亮却神情自若，命令军中偃旗息鼓，不得擅自走出营寨；又令大开四面城门，洒尘扫地。宣帝一向认为诸葛亮为人稳重，现在看见四门大开，怀疑城内有伏兵，于是撤军回到山中。次日，诸葛亮见其僚佐时拍手大笑，说宣帝必是疑有伏兵沿山而逃了。后来侦探回报，正如诸葛亮所言。宣帝事后获知实情，深以为憾。裴松之诘难：
“案，阳平在汉中。诸葛亮起初驻扎阳平，宣帝还在担任荆州都督，镇守宛城。至曹真死，才与亮相距于关中。魏曾派遣宣帝自宛城取道西城伐蜀，因遇大雨数日，才未成行。此之前后，未有于阳城交战之事。纵如郭冲所言：宣帝率大军二十万，又知亮兵少力弱，若疑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为何沿山而逃？
“案，《魏延传》：“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亮既不以魏延为万人帅，又如何如郭冲所言，使魏延率重兵在前而自己率轻弱自守？况且郭冲与扶风王司马骏谈论，显露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竟然说扶风王闻之称是。由此观之，郭冲《条诸葛亮五事》举引都不可信。”
第四件事记北伐：诸葛亮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望风而降；围天水，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回到蜀。蜀人都前往庆贺，诸葛亮面露忧色，向人致歉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口。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怎能不愧！”于是蜀人都知道了诸葛亮有吞魏之志，北出祁山，并非只为拓展疆土。裴松之诘难：
“亮有吞魏之心由来已久，并非因此事众人方知。况且此次师出无成，蜀将士伤残众多，三郡归降而不能守；姜维其人，天水匹夫，获之于魏无损；掳掠西县千家，并不能补街亭之失。蜀人以何为功，而竞相庆贺？”
在第五件事记魏明帝亲率大军征蜀而蜀人以一当十来报答诸葛亮之后，裴松之总评郭冲：
“孙盛、习凿齿一向喜好搜求异闻，无有遗漏，而都不载郭冲所言，可见郭冲之言乖谬不可信。”
刘义隆举起卷轴，满脸喜悦地看看裴松之，然后转向左右侍臣，说：
“此将不朽！此将不朽！”
刘义隆的预测的确体现了他的文史方面的见识。自那以后的一千多年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梁代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以及唐代李善的《文选注》，都因为保留了大量的古代典籍材料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受世人好评。
众人也都面露喜色，抱拳相贺。
老臣裴松之的脸上也泛出些许红光，转向陛下拜了拜，说：
“谢陛下！”
当即，刘义隆就任命他为永嘉这个大郡的太守。当年，谢灵运任永嘉只有一年就甩手不干，是因为他曾受庐陵王的赏识，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实际上，永嘉也是个不错的地方。
第三十三章 彭城王义康和东府城
在荆州时，彭城王刘义康就性好吏职，加之为人生性聪敏，虽然府州事众，狱讼繁多，但他都能随问对答，竟无违谬。等到入京以后，他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已经把司徒的位子让给了他，但他并不感到满足，因为王弘还是扬州刺史。
每每在茶余饭后，彭城王刘义康就有意无意地对左右说：“先帝遗言：宰相兼任扬州刺史，可配置甲士千人。”言下之意就是自己虽居宰相之位——司徒，但扬州刺史仍属他人。这话渐传渐远，直至王弘兄弟耳边。
那王弘原就志存谦退，只是皇上不许，才不得已任扬州，如今听了这话，于是再次上表求退，认为自己身荷重任，四载至今，既违前史量力之诫，又无古人进贤之美。皇上得表后，优诏不许。无可奈何，王弘就常常托病请假，众事都交给彭城王刘义康去办。
尽管如此，彭城王仍觉得自己不够名正言顺，加之王弘弟王昙担任侍中，是皇上的亲信，在宫中分了自己的权任，因此其不悦之情往往形于辞色。他曾经这样对左右说：“王公久病不起，国家多事，北有强虏，神州怎能卧病而治！”这不仅让王弘感到忧惶，且连其弟王昙也深感不安，于是王昙上表求外任，要求东行出任吴郡太守——虽然这之间相差两个品级。这当然不会得到皇上的批准。
先帝当初北伐后秦，刘义隆以十岁之龄任冠军将军、徐州刺史，镇守彭城，先帝任命王昙为府功曹，辅佐他；后来刘义隆镇守江陵，先帝又让王昙任长史，并且告诫他说：“王昙沉着坚毅有气度，是宰相之才。你每事都当咨询他。”少帝被弑，王昙又力劝刘义隆入京继大位，是刘义隆之宋昌；入宫以后，他成了刘义隆的左右手。朝廷平定了谢晦，在一次宴会上，刘义隆举杯为王氏兄弟劝酒，拍着御座说：“无卿兄弟，此座哪有今日！”其时，准备为王氏兄弟封爵的诏书已经写成，刘义隆令左右拿给王昙看。王昙说：“近日之事，祸难将成，但凭陛下英明果断，因此罪人得戮。臣等虽得以仰凭天光，效其微力，但哪可因国家之灾以为自身之幸！陛下即使想私宠臣等，但将如何面对直史呢？君举必书，哲王所慎！”刘义隆不能劝止，为兄弟二人封爵之事才停息下来。
此时王昙固求外任吴郡，刘义隆虽然还不能深知就里，但他估计这和其兄王弘为人谦退是一回事，于是对他说：“岂有欲建大厦而弃其栋梁的呢？贤兄近来屡屡称病，固辞扬州。纵使将来答应了他，这扬州之任非卿而谁！”王昙闻此言，心中默念不敢当。
求外任吴郡不成，王昙又建议其兄减扬州府兵力之半配给司徒府，这样，彭城王刘义康才稍感满意。
自东晋时起，人们习惯上称朝廷禁省为台?